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研究——基于组织化的视角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主体和价值旨向,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价值等方面主体性的发挥关乎乡村振兴“二十字”总目标的实现,而组织化则为激发农民主体性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在实践中,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乡村治理模式、重塑乡土精神纽带、打造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方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从而提升农民的主体能力,激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内生动力。以组织化的方式推动农民主体性的提高应当按照协同联动、主客结合、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

和美乡村建设下农民主体性的建构路径探要——基于责权利关系视角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农民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关乎乡村建设的实现进度。然而,当下农民主体性并不能与和美乡村建设进程完美适配,呈现出“乡村运动农民被动”的特征。为此,引入责权利的新视角,系统分析农民主体的责、权、利属性,阐释责权利理论下建构农民主体性的内涵,可以揭示农民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受到责任消解、权力异化、利益失联三重困境的制约。鉴于此,要构建与和美乡村建设进程相适配的农民主体性,就要通过重塑农民责任意识,规范权力运行,畅通农民利益联结、政府履行好服务职能,从而以农民主体责权利的平衡来助力农民主体性的建构,以适应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发展需要。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Y村案例分析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

农民主体性视域下乡村数字治理如何从“云端”走向“基层”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但实际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情境,乡村社会在长期“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所内生出的“政府干,农民看”的失序范式,致使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有效激发,降低了乡村数字治理效力。鉴于此,从农民主体性的视域出发,观照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壁垒的三重样态呈现,折射出数字治理在基层农民群体的矛盾悬浮、内生悬浮与离散悬浮的困境,重塑的内核必须是清淤化疾,瞄准工作落实,通过温度下沉、数字下沉与渠道下沉的齐抓共管,破解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的桎梏,实现乡村数字治理从“云端”走向“基层”。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农机赋能:集体化时期农民主体性的成长及其社会效应——以山西汾阳贾家庄为例

通过梳理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这个模范村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并聚焦于农民主体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成长,可总结出农业机械所具有的“赋能”作用及其政治内涵。农业机械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乡村社会中塑造了农业的现代化景象,并作为性别化劳动分工模式的关键因素发挥了解放妇女的重要作用,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激发主观能动性的动力,可见农机赋予了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翻身做主”的能力。农机的“赋能”作用内含丰富的政治实践意义,以“土洋结合”的方式将农民的成长与农机化的阶段性发展融为一体,以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从而定下了以农民群众为发展主体的基调,使农业机械化具有明显的社会革命动员的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50年代的现实国情,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的辩证思考和对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以农业机械化为切入点,可将农民个体与历史叙事相结合,探讨技术的意识形态作用,以全面理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产业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呈现的行动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保农民主体性成为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通过对Y村合作社产业发展过程展开分析,认为农民主体性可以通过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从发展意识、发展权益与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其中,目标统筹即农民行动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的统一,形成激活农民发展意识的合力;组织再造即发展以农民为核心要素的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以紧密利益关联、社会关系增进农民发展权益,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参与空间提升农民发展能力。最后指出,农民主体性既需要依托产业发展所构建的行动基础,也需要从农民的视角把握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此提升产业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的范式思考——以“马魂、中体、西用”为中心的讨论

当前围绕农民主体性兴起的研究热潮背后,存在着一种概念模糊、话语杂糅、范式交错的现象。借鉴方克立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思想融入到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之中;应该充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从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维度把握中国文化在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应该以其他民族文化为学习借鉴、比较会通的对象,充分吸收西方主体性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充实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主体性建设研究的学术话语。

农民主体视角下乡村振兴的现状和未来——基于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河图镇的访谈和问卷调研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倾听农民的政治诉求、文化需求和生产生活期望,能够为优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和有益参考。本文研究视角聚焦于农民主体,运用实地问卷调研和访谈法,对安庆市岳西县河图镇乡村振兴的若干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农民对于乡村振兴的认知和期许,分析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所需跨越的困境,提出从强魂、创新、集智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对策和建议。

乡村社区文化的构建与发展研究——以桠溪慢城大山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性举措,乡村文化振兴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生活,使乡村文化和乡村社区面临瓦解。该文以垭溪慢城大山村为例,通过考察大山村社区文化建设,发现大山村面临文化引领不足、文化自治乏力和文化内涵饥饿的文化困境。提出应重塑乡村文化,在新乡贤的引领下,广泛发动村民力量,激活村民能动性,深挖文化特色,共同促进乡村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研究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针对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变动而做出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如何实现特色乡村建设振兴,农民群众是最好的衡量者与体验家,需要始终秉承以人民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发展观。但目前依然存在人口外流,教育缺失,价值失位等挑战。破解这一难题还需从创新乡村人才培育、以农民视角探索发展高质量经济等方面发力。

新时代基层党建重构农民主体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关键。而作为乡村振兴事业中谋划者与推动者的中国共产党,更应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引领作用。新时代基层党建重构农民主体性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时代表达,更是百年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必然要求。应通过经济引领农民增收,民主治理优化参与,政治建设提升扶智,队伍带头保证先锋,文化供给树立自信5个方面落实。

城乡产业融合与农民主体性提升

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也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重要抓手。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和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对城乡产业与农民主体性之间的因果关联与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发现城乡产业融合通过利益联结、组织联结、社会联结、文化联结和技能联结提升了农民主体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发展基于乡村资源禀赋的产业、构建多方利益共享和激励机制、提高农民的社会组织化水平、激发农民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提升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技能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