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户行权”的规范成因与理性回归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财产性以及非财产性的复合型成员权,集体成员个人需借助其所在“农户”实现成员权,即“以户行权”。该权利行使规则在历次土地制度改革中均得以保留,新颁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2024)亦对此规则加以沿袭。其成因主要包括“家户制”文化的内生动力、集体土地所有制下成员权制度始终粗糙以及受到改革开放前“政法法学”理念的影响。在集体成员权制度尚未完善之前,这种特殊的权利行使规则还将长期保留,这既是由制度变迁逻辑中显示出来的强大文化惯性与功能属性所致,也是基于我国“家户制”传统本源等历史文化的理性回归。在重视文化惯性的前提下,亦应正视“以户行权”之痼疾,即集体成员依赖于“户”并长久地受制于“户”、成员个体的成员权也易隐匿于“户”,这些现实问题不可回避。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现代财产法追求的产权明晰等目标,“农户”不应被认定为成员权之权利主体,未来应以完善成员权制度等作为改革方向。

农村经济变革下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构造

宅基地资格权的设置是我国农村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环,应符合我国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在时间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传统农业保留,在空间上与城市经济相融合。基于此,宅基地资格权应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和提高农民收入为价值目标,从而具有私权利、集体权利和公权力三重属性。而其中的宅基地利益请求权是资格权私权利、公权力以及第三权的权源,并在行权后形成程序性的资格权和实体性的第三权。在此逻辑下,未来法律应首先对当下农民进行身份分类并赋予其不同宅基地资格权权能,之后按照宅基地资格权取得、行权的这一流程设定对应的法律制度。

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中国26个省份农户调查分析

通过提炼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的操作性定义,揭示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所隐含的意义。研究表明:对五类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是经营权交易能力;存在负向影响的是所有权排他能力、用途处置能力和种养处置能力,但这三种能力对不同类型农户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用途处置能力仅对中间户和偏非农户的农地流转发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所有权排他能力、种养处置能力仅对纯农户和偏农户的农地流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由于纯农户、偏农户是相对稳定的耕种者,因而这种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稳定农业生产的效应。可见,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升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交易谈判能力。此外,赋予农户更多的农地权利并不一定能促进农地流转。因此,寻求赋权体系、农民权益保护与农地流转的动态耦合平衡点是政策设计的关键。

林地流转价格形成的实证分析——以江西281农户为例

应用土地供求均衡理论、股票交易集合竞价原理和土地收益理论,探讨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流转价格的形成。研究结果表明:林地流转价格是决定农户林地流转意愿行为的关键因素;农户对林地流转价格的选择是理性的;农户对价格认知的理性是基于未来收益来考虑的;林地供给与需求之间要实现成功交易,必须存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流转价格;由于流转双方对预期价格存在差距,林地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不足,导致林地流转成交率较低。提出了加快林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基于福建农户的跟踪调查

为揭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业生产率变动规律,从微观主体的角度,以福建省71个样本农户为决策单元,应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分析林改后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用Tobit回归找出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4—2009年间,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大幅增长带动的农户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较大,为7.4%,但各分量之间的差异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虽然科技水平、林地规模、耕作方式和经营类型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很大,但由于林改以来林业科技进步不大,林地规模偏离适度规模的程度更大,所以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很小。因而,推动林业科技创新和进步、强化林业技术培训、促进林地流转、加强农户林业合作经营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体系建设、促进林业生产力水平持续快速增长的重点。

三明市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林权抵押贷款是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所推出的新型融资方式,也是金融机构开展贷款的重要业务。对福建省三明市5县(市)12乡镇24行政村随机抽取的484户农户进行调查,用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户主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和林权抵押贷款认知。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总支出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正的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总收入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负的显著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农户效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研究——以嘉兴市“两分两换”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流转价格分别为固定和随效用最大化曲线动态调整时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型。利用嘉兴市"两分两换"的实证数据分析理论模型的科学性。研究结果:(1)当农地流转价格固定,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达到高度满意时,农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完全流转;(2)当农地流转价格固定,并要求完全流转时,大部分农户对流转补偿无法达到满意;(3)当农地流转价格随效用最大化曲线动态调整时,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偿达到满意,并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完全流转。研究结论: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的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型,可探析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对推进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新探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不明确 ,严重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此着手 ,重新构建我国的农地制度 ,实行农地国有化、产权农户家庭化 ;农户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废除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 ,减免西部农民的农业税 ,财政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农业。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研究

基于农户视角,利用中国大陆26个省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微观层面就农户自身能力及其可动员的资源对土地权益保护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在农村社区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参与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满意度;农户自身拥有的谈判能力和缔约能力,以及通过参与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农户的农地流转满意度;农户拥有的政治资源能够提高农户的农地征用补偿满意度。

已租赁集体林产权改革现状及分析

在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随着农民产权意识的加强,林产品价格上涨,政府减免农业税等多项惠农政策,经营林业的收益明显增加,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已租赁的集体林地所进行改革已达共识。在综述我国已租赁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政策法规出台的背景、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认为我国新一轮已租赁集体林产权改革的公开性、农户的参与性高以及林改后农户间经营的林地面积均分化程度有所增强;提出已租赁集体林产权改革演化机理为:由分权到集权再分权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家庭到团队经营再到家庭经营;依据林业经营行业特性,认为其家庭经营模式应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

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为解决困扰司法界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对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本质、基本原则、一般标准和典型情形做了探索。分析认为:农民集体成员身份之争实为经济利益之争,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需要贯彻平等、公平、生存保障、资格惟一、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则;应该以户籍、长期固定的生产与生活关系、生活保障基础3个方面因素作为一般认定标准;此外,应对农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特殊情形进行有针对性的特别处理。

户籍改革背景下农民集体所有权与收益分配权制度改造研究

由于农民在集体所有权中享有的权利不清晰、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成员权以户籍为标准确定,导致落户城镇后农民享有在集体财产中的权益存在制度障碍。户籍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不能损害进城农民在农村的产权权益,为此要改造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度。集体所有权的初衷是维护每个集体成员的利益,因此要虚化集体在权利主体中的地位,将集体财产所有权中更多的权能直接赋予农民。而农民在集体财产中的收益分配权要设计成与户籍相脱离的独立权利,并构建专门的实现和救济制度。

“民有村管”: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形式

农村土地发展权制度是有效保障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土地发展权制度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梳理国外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历史渊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现存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性质、归属及实现形式的观点进行驳析与补充,提出"民有村管"为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并建议从法定土地发展权、规范征地权的行使、减少行政干预、重视土地利用合理规划及建立监督机制等环节构建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的有效实现制度。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需要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必须兼顾社会保障与效率两重功能,国有制、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制都不符合这一原则。作者的产权分析框架认为,产权效率取决于权利的界定及实施。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通过农地权利的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制度的创新,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农业家庭经营模式:从承包农户到家庭农场

中国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是从责任制度到产权制度的演进过程,产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赋予了农民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之上,中国农村改革下一步制度演进的逻辑走向应是从财产权走向企业制度,从形式上体现为从承包农户到家庭农场的制度演进过程,而以个人独资企业为基本企业组织形式的家庭农场则是中国农村主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最适选择。

论地方农地立法中的四大关系

地方农地立法应依据地方的需求,大胆进行制度创新。但中央仍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农业企业发展需要的《农业企业法》。施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制,固然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的。但面对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及土地股份化的社会风险,当务之急是先实行土地互换以整合土地资源。生态效益的问题,仅凭农民自身是无法解决的,有必要对此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不能完全摒弃农户这个最基础的构成要素。所以,在当前的农地立法中,效率目标应当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市场来实现,而不能由政府强制推行。

农户视阈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研究

农户是我国法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但是组成农户的自然人对该户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均享有权利,各自然人的土地权利份额如何确定,在《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语焉不详,由此带来诸多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因个人权利诉求和承包土地流转之客观需要,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律或颁布司法解释等方法,明确农户内部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关系。应当授权现有农户内部成员就土地权利份额进行约定并承认其法律效力。若农户成员就其权利份额没有且无法达成协议,法律应规定成员之间成立按份共有关系,各成员份额以当初实际承包的土地份额及嗣后通过继承、赠与、转让等方式获得的承包土地份额为准。若无法确定各成员实际份额则推定为等额按份共有。同时应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可流转性并解除其与农民身份的"绑定"关系。

新时代农民政治认同与有序参政的维度分析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政治认同,进而促进其有序参政。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业已经历了两个"U"型发展阶段,2006年以后是第三个"U"型阶段的生成期,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诸如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农民进城容易留城难,城镇化征地损害农民利益等不良现象,导致有些农民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和对政府的抵触情绪。这些消极社会心理严重降低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农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式微,这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背景下实现农村政治稳定和基层民主有序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弥合农民政治参与的国家需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裂痕,必须强化农民政治认同这个情感基础。而要强化农民政治认同,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从利益增进、权利实现、制度改革、文化建设等维度多管齐下,从而合力引导农民有序参政。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平等权的实现

农民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宪法性权利的属性。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为农民平等权的实现设置了巨大障碍,虽然国家先后采取诸多措施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过高的户籍转移门槛、配套措施的缺失及"单通道"式户籍转移政策,不足以使农民平等权得以完全实现。为此,实行以建立农村补偿机制、完备相应配套改革为主要手段的渐进式户籍改革,是农民平等权实现的理性选择。

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家庭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出资形式兼具维护农民生存的社会保障功能,由此引起相关法律对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行为的种种限制。目前以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存在的诸多制度障碍亟待立法回应,需要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化解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债务风险,开放投资主体和资产信用以维护债权人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保护农民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