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译作peasant还是farmer?

《翻译通讯》1981年第4期“是peasant,还是farmer”一文的作者说,他校一位加拿大籍专家指出:“peasant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眼,在现代英语和说英语国家中早就不用了。在莎士比亚时代,peasant无田无地,社会地位低,生活很苦,说 rich peasant就好象说 rich beggar一样不合情理,……我建议用farmer这个词。”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Firstly, the background, ways, countermeasures, problems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were studied, and then the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own 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an fundamentally relieve "three rural issues" existing for a long tim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it can integrate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release modern productivity,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improve rural economy, increase land utilization and output per unit area, and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dur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ase study of Town 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ought to adopt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and strengthen support to realize cultivation targets planed early.

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基于鄂北两村的调查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基层治理全局,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成效,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关系中洞悉农民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与行动逻辑,发现农民集体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情境实践,即农民集体行动是在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成员组织化参与,在不同的主体互动中达成行动目标的共识,借助公共权威、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建立协作配合的合作关系,构建起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

乡村振兴中的农民问题与政府应对

“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是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要以农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农民问题。以农民为中心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它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最大程度地维护农民的权益,而且政府要履行为农民服务的角色,为乡村振兴掌好舵、划好桨。再者,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还要站在农民立场上,促进农民与自然、城市、市民以及农民自身的友好,努力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湖南的案例分析

提升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质量和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赋能乡村振兴,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理论政策层面关注的重点。通过建立一个基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农业新增长理论模型,能够有效分析二元经济长期均衡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农业劳动有效性对农业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基于理论模型分析推论,对湖南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相关政策及其效应进行评价,结合农民大学生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分析,探讨农民大学生在乡村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等方面的贡献及作用机制。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新阶段,涉农投资重心应从投资农村和农业转向投资农民,逐步实现传统小农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的代际转换。

欧洲农民教育对浙江省高素质农民大学生培育的启示

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特别是农民大学生群体面临着传统教育方式的困境。通过梳理欧洲先进农业国家(英、法、荷、德)农民培育模式,总结其对浙江省农民大学生可借鉴之处,旨在为浙江省培育高素质农民探索多元化治理路径,也为全国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提供浙江方案。

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订农户计划的阻滞归因与应对策略——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曾一度将订农户计划作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改造散漫个体农民的重要方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大量农民匿报虚报、敷衍应对、拒绝合作的态度和行为,阻滞了订农户计划的推行。究其原因,除基层干部不当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外,个体农民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虽然边区政府针对问题及时作出政策举措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订农户计划最终不得不由全边区的普遍推行转变为小范围的自愿施行。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订农户计划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对新时代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恩格斯农民利益问题研究——基于《法德农民问题》文本分析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在对农民问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恩格斯从农民的数量和地位、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利益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民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恩格斯批判了《南特纲领》中保护小土地私有制、保护剥削短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制定政策不符合农民实际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并提出了改变原有封建生产关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坚守农民立场,反对剥削雇佣劳动;加强教育引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尊重农民意愿,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政策;加强物质帮扶,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对策。这些内容对于新时期提高对农民利益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巩固新时代工农联盟、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政策、加大国家帮扶力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

机械化推动农业跃入新境界

农业机械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中央一号文件指引下,全国农机化发展迅速,青年知识农民已自觉走来,肩负粮食安全大任的农业机械化,在落实大食物观中正大显身手。未来职业农民会从农机专业户中产生,我国农机化任重道远。完成中国农机化者将是机械化自耕农。

农户资源差异性程度及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本质的认知影响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衡东县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小农户链接大市场以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农户之间资源差异性程度显著与否,极大地影响着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运用访谈式调查和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衡东县和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范围内农户的人力、自然、资金和社会等资源进行了调查,测定出其资源差异性平均指数、组合指数和综合指数均在5倍左右,表明当地农户资源差异性程度较大。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的资源因素中,外出务工经历、所处地区对其认知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而户主性别、收入水平则对其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此外,农户社会资源与对村委会的态度等因素也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基层政府、村委会和农户自身三方面为提高农户对合作社本质的认知提出了相关建议。

《法德农民问题》中农民工作的原则论及其现实启示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思考农民工作问题的纲领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诸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通过对农民社会地位、阶级分层以及命运出路的分析,以法德两国为例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政党农民工作的六项基本原则:自愿性原则、长期性原则、诚实性原则、帮助性原则、特殊性原则以及教育性原则。这些原则相互联系、内在贯通,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对指导新时期的农民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义、困境与对策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有重要意义,但存在主体动力和积极性不足、培育体系科学性不足和保障机制系统性不足的现实困境,需要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内生动力;完善保障机制,提高有力支持及创新培育体系,提升培训实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以山东雪野为例

在乡村振兴关键节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发展成为一个热点。以山东雪野为例,通过“问卷星”线上调查问卷和对雪野镇整体实地调查,了解雪野乡村振兴现状,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分析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发展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空间,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农民参与主体性现状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探索——以广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是各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普遍实施的项目,农民作为乡村重要主体,他们的有效参与是改善农村环境,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本研究以广东多地农村的环境整治项目为例,从农民参与意愿、渠道、权利三方面分析农民参与主体性面临的问题,并以社会工作专业视角给予解决路径:倡导政府放权、健全村庄自治机制并对农民增权赋能,实现对地方政府、村组织以及农民群体三者的改变,为提升农民参与主体性创造良好条件。

农民大学生培育中“市场营销策划”培训的现实意义及优化路径

新时代农民大学生学习需求实,学习劲头足,但学习难度较大。在培育过程中开展“市场营销策划”培训,能帮助农民大学生更新经商观念,掌握营销方法,优化市场环境。农民大学生的培育要立足其特点,重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注重职业道德,以帮助其快速优质转型为新型职业农民。

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主体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主体制度逐渐模糊。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一些政策文件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性质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奠定了历史基础。《民法典》第96条已经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能够在私权层面上代表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可以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平等的权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民参与土地整理现状及政策建议

研究目的:了解农民认识、参与土地整理的现状及愿望,为建立农民参与土地整理机制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民对土地整理有一定的认识,并参与了土地整理,但农民的认识不全面、参与不深入,对土地整理存在自己的愿望。研究结论:加强土地整理知识宣传和培训,建立农民全程参与土地整理机制,成立土地整理农民组织,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农民广泛、全程、有组织保证地参与土地整理。

中国农民有无土地两序列养老路径及养老水平研究

土地养老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社会养老方式的重要补充。在人口流动和水土资源变化等情况下,农民分化成"有土地"和"无土地"两个序列。"无土地"农民比"有土地"农民少获得一道源自土地经营收益的养老安全网,并导致农民养老水平的差异化。为了解决农民养老两序列分化中出现的异质化问题,文章提出"以农民养老适度水平"为主线,构建两序列养老差异化组合模型,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民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联动机制,实现"有土地"和"无土地"农民养老水平同质化发展的目标。同时为确保农民养老水平向适度区间发展,还需要加快推进"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建立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和土地流转租赁机制等综合配套措施。

重建乡村共同体: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

自人民公社解体后,广大乡村开始向村民自治转型。但数十年来,村民自治饱受"行政化"等诸多问题困扰,其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精神的缺失。当下的乡村社区自治,应当正视村民的主体地位,形成共同体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互动局面。村民权力是社区自然形成的权威,村委会权力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融入社区权威的程度。村民参与是社区权力的共有共享,独立自主的投票参与固然需要,但是无法代替村庄事务决策的共同参与和协商。村民整合以社区默契为基础,体制内外精英与普通村民应当通过社区认同有机整合到社区权威中。

农民创业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杨凌农高会参会农民的调查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杨凌农高会参会农民的一项调查,运用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民的创业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及规模等对农民的创业认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家庭的地理条件及地形特征也是农民创业认知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民的创业欲望、对创业培训的需求较高,但对当前的创业环境及创业前景信心不足;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其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相对而言,青年农民更易于受性别、家庭收入等的影响,而中老年农民对年龄、家庭地理条件及地形特征等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