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农户环境健康风险意识对环保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例

基于“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和测量多个影响因素对农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意愿的作用。根据2021—2022年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进行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设定6个潜在变量:农户采纳意愿、同一健康认知、健康感、制度信任、政府宣导以及采纳条件。其中,同一健康认知是主要关注的变量,分析其对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其他潜变量在各路径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农户的同一健康认知对其健康感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他们对环保技术的采纳意愿。同一健康认知并不能直接决定农户的采纳行为,而是作为中介因素影响其采纳意愿。在意愿得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行为才可能发生。因此,政府可通过宣传和普及健康教育,培育农户的同一健康理论和环境监控风险意识,同时也应维持自身的公信力,加强技术推广和政策补贴。

干群关系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基于2020年50个县(市)、156个乡(镇),共300个行政村的2 844个样本量数据,构建“干群关系—规则认同感和村委满意度—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Oprobit模型、稳健性检验等方法,研究干群关系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干群关系会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干群关系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规则认同感和对村委的满意度两条路径进行传导;干群关系不会因收入水平的差异造成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不同。据此提出从干群关系相处入手,有针对性地促进农户参与环境治理行动,以期为保障农村生活环境提供经验。

互联网使用、收入差距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探讨数字乡村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对实现农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水平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在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东部地区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群体中表现更突出。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技术下沉、加强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技术培训,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制定环境治理规则的差异化推进方案。

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环境收益、保护成本对社区农户保护意愿的作用机理——以四川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地为例

大熊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以四川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地为例,实地调查了大熊猫栖息地高密度分布的20个典型县域,根据95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皮尔逊卡方检验等方法,分析了社区农户在大熊猫保护中获得的环境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及环境收益、保护成本对社区农户保护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①大熊猫保护给社区农户带来环境收益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成本。②获得环境收益的社区农户约占全部样本量的1/3,这些获取了环境收益的农户中,约81.27%愿意保护大熊猫;承担了保护成本的社区农户约占全部样本量的27.41%,这些承担了保护成本的农户中,约74.06%不愿意参与大熊猫保护。

人口流动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基于双栏模型

农村环境治理关乎乡村振兴的成效,农户的参与与否及其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效。基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对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529位农户进行了调查,采用双栏模型检验家庭人口流动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及其支付额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人口流动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额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不同省份区域人口流动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机制不同。

北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需求和意愿分析——以房山区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生活品质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是整项治理工作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强烈,但参与意愿不够强,主要原因是村民个体认知能力低和村干部引导互动少。基于此,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个体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政策建议。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策规制对村民参与意愿的影响

从政府和村民这2个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政策规制、环境认知与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关系,探究了环境认知对政策规制—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政策规制、环境认知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强制型、激励型、引导型3种政策的规制效应以及环境感知、环境知识均对参与意愿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规制通过环境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着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乡村环境治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理念与“双碳”绿色低碳理念高度契合,是乡村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途径。因此,通过系统梳理乡村环境治理内涵与内容,尝试构建乡村环境治理在“三农”和“三生”空间促进乡村环境治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框架,丰富了“双碳”实现路径的研究体系,同时也为乡村低碳发展提供应用参考。并提出了3个方面的措施:①在农业生产空间方面,保护耕地、优化生产用能源结构、优化农用地利用方式、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物;②在农村生态空间方面,修复乡村生态空间、划定碳汇适宜区;③在农民生活方面,处理生活废弃物、优化生活用能结构、提升村庄建设规划。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农户农业环境保护为何高意愿低行为?——公平性感知视角新解

以山东、陕西和山西三省1 052份菜农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农户公平性感知视角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通径分析和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等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存在条件,当农户公平性感知较高时,意愿能显著转化为行为;反之,意愿对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公平性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效应,较低的公平性感知导致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高于行为。公平性感知对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存在显著的负向干扰作用。据此提出,在农户农业环境行为的分析中,应明确区分农户的意愿与其现实行为;在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应强调农户公平性感知,鼓励农户参与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执行应进一步公开透明。

陕北农民对退耕还林的意愿评价

为了解生态修复政策对陕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2007年通过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研究退耕还林项目对陕北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由于生态项目实施引起的农民态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农民接受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但只有极少数人乐意植树(8.9%)、种草(2.2%).尽管19.1%的农户表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项目的负面影响,63.8%的农户表示支持退耕还林项目,但是高达37.2%的农户表示项目结束后会再次垦荒种粮.由此可见,退耕还林项目恢复的植被在项目结束后有可能被重新开垦为农田,该项目获得的环境成果面临被再次破坏的风险.因此,给予合理的补偿来减少农民经济损失、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环境修复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水源地保护区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效果评价分析——基于农户收入异质性视角

基于福建省南平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周边农村427户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改善生活环境愿望的强烈程度、环境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差异,为更有效地开展水源地保护区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提供依据。调查表明,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对农村环境治理效果评价的共同因素。村庄类型、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年龄、政策支持、环境政策执行评价、村委组织动员评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参与方式对部分收入组别的农户评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应强化基层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承上启下功能,构建开放、参与和合作的农村环境多元社会共治格局,并建立以农户需求为依据的农村环境治理供给机制等政策建议。

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意愿——基于安徽省的实地调查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农村的生活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提升农户的污染治理意愿对于缓解农村环境污染压力尤为重要。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生活污染治理意愿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安徽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固定垃圾点设置与农户生活污染的治理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治理农村生活污染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治污的积极性越低;与安徽省的其他地区相比,皖北地区农户的生活污染治理意愿较强。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研究:以新疆为例

基于新疆北疆371份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民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其中环境治理重要性认知、媒体信息传播力度和政策补贴是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的共同因素;环境污染认知、政府投入力度、开展乡村旅游显著影响农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但方向不同。建议强化宣传力度,培育农民环境意识;建立并灵活运用激励机制,制定完备有效的村规民约;动员基层干部党员、乡贤能人发挥带头示范效应。

农民环境抗争与政府治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渐渐觉醒,其环境抗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白热化"阶段。然而,农民的自身缺陷与政府治理问题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通常选择体制外抗争或体制边缘抗争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冲突或群体性事件的恶化。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法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以期达到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治理能力,确保政府环境治理的法治导向、民意导向和绩效导向。

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

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环境公正及运动的地方化理解,有别于西方主流含义,构成全球环境公正和环境治理的前提。本文以一个中国基层农村社区的居民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进行的上访为例,试图揭示在独特的产权结构下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及行动取向。在这一个案中,少数钨矿老板一方面通过垄断并无偿使用公共资源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当地。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公众在"环境公正"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立法的政治参与诉求不同,当前中国农民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集体或社会责任方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的社员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对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民主参与合作社管理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社员缺乏主动参与管理的强烈意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尚缺乏有效的实施主体和牢固的社员基础;社员对合作收益的满意状况、合作社制度的认知水平、家庭经营产品的价格波动程度、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程度、理事会成员的组织角色以及合作社盈余返还分配制度、民主选举与决策制度的健全程度、是否设立个人账户等因素对社员参与管理的意愿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