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a^(-1)。②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③生态感知中降雨次数变化对农户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水源流量变化、森林重要性均与农户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草地重要性与农户的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对农户的受偿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身份对农户的受偿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获得周边微观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应从生计资本角度出发,动态监测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的禁限强度引起的农户损失,并以此为参考,制定补偿标准,加快推进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出台面向农户生计禁限的补偿方案。

野生动物肇事、致害补偿与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

【目的】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事关野生动物保护成效,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生动力。探究野生动物肇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的影响,为防控野生动物肇事、优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和提高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提供理论支撑,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围绕野生动物肇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和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云南省野生动物活跃地区837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野生动物肇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在野生动物肇事和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关系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1)野生动物肇事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具有负向影响,野生动物肇事越厉害,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越低;(2)随着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水平上升,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影响机制呈“倒U形”,补偿水平53.39%时出现拐点;(3)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可调节野生动物肇事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的负向影响,发挥先“削弱”后“强化”的调节作用;(4)野生动物肇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信仰和不同收入水平下存在异质性,野生动物肇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调节作用对处于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地区、野生动物文化信仰较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影响更大。【结论】野生动物肇事降低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在野生动物肇事对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的负向影响中发挥先“削弱”后“强化”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建议在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加强野生动物肇事防控,优化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野生动物保护机制。

基于忠县农户调查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分析

研究目的:从意愿角度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农户调查法,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利用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保护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构建重在保障农户权益的经济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必须从补偿区域、补偿对象、补偿运作、补偿来源等方面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只有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我们在研究失地农民接受补偿的影响因素时,利用线性到对数模型、Logit模型,分别检验了农民希望得到补偿的标准、是否希望得到非货币补偿以及转让土地的倾向等影响因素,并根据计量分析结果,提出改革现行征地补偿政策的具体建议。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受偿额度及执行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为实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农户样本特征和生态效益认知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假想的补偿政策和交易市场,从耕地产生正外部效益角度对农民进行补偿,测算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受偿意愿及额度,并对农户获得耕地补偿后能否真正执行与实施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耕地的生态效益认知较薄弱;测算出武汉市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受偿意愿平均为每年每亩450.95元;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参与意愿与个体的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耕地资源保护不仅要给予农户经济激励补偿,也要从意识上提高生态环境认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落实耕地的最终保护责任,才能最终解决耕地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湿补偿标准实证分析——来自鄱阳湖区1009份调查问卷

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政府制定湿地补偿政策的关键所在。为此,利用鄱阳湖区1009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希克斯等效变差模型和福利计量方法测定满足农户受偿意愿的补贴标准,结果表明,激励农户积极参与退耕还湿有效的补贴标准为1072元。另外,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退耕还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技培训、风险态度、社会资本、农户类型、家庭收入水平、农户权益保障、愿意接受的补偿水平、农户对湿地保护态度以及湿地功能的认识水平等因素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湿有重要影响。

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以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典型地区为例

以＂保护者受益＂原则为基础,从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角度出发,通过建立不确定状态下政府对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函数和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函数,得到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取值区间;再以湖北省为例证,利用条件价值法估算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分析了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制定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应不低于5 541.15～6 778.20元/hm^2,低于这一标准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不足以对农户形成有效的补偿激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2）受访者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农田生态环境改善的心理期望对于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受访者年龄、家庭劳动力比例和家庭承包地流转情况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5市(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1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2个行政村的437户失地农民进行了实地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及失地农民是否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的显著性因素有非农就业比率、家庭收入在本村水平、土地被征收的面积、剩余土地的面积、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被赋予的知情权;影响失地农民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有家庭非农就业比率、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土地被征收后家庭年收入、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情况。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引入林农意愿因素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模糊综合评估——以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为例

引入林农意愿因素构建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应用AHP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确定了各具体指标的权重。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指标的权重合理。进一步构建了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为例,应用以模型评估了国有林区生态价值补偿的有效性,认为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生态价值补偿有效性有待提高,只有充分重视林农的意愿才能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优势。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调查及政策建议

以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历史考察与法律解读为研究起点,分析透视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面临的困境。通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的"百村调查"得出结论:补偿是否合理、公平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关键;货币补偿中要"以高于商品性住房的价格进行补偿",实物补偿中要"以高比例进行房屋面积置换"是大多数农户的心理预期。针对调查结论,政府在鼓励和引导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要把制定完善宅基地退出与补偿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建立宅基地退出的动力机制以及保障体系作为重点工作。

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

利用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模型,对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知、补偿政策的认知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林业种植培训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非林就业技能、非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受访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是否应该得到补偿、现行政策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林业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改善农户对森林补偿支付意愿的建议:提高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大以森林为主体的村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

农地整理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给农户带来的利益受损状况、受损类型、农民利益受损后的期望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并以耕地被占用损失为例,运用多元有序选择模型估计耕地被占用损失的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损,受损类型包括耕地被占用、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祖坟迁移、青苗损失、房屋拆迁、塘堰被填和宅基地减少;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差异较大;家庭总人口、村干部身份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方式的选择,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别在1%、1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标准的选择。研究结果可为土地管理部门的补偿政策调整提供支持。

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制度的意愿分析——基于重庆市155份农户认知调研数据

非粮食主产区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支付主体,其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分析对于构建非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以重庆市为例,运用4个区(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从补偿标准、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周期和补偿资金的监管方式等关键要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耕地保护主体认知异化、外部性认知水平偏低;(2)耕地保护受偿意愿(WPA)的期望值为1 116.9元/年,远远高于现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3)农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与补偿周期分别呈平均分布、极端分布态势;(4)农户迫切希望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的共同参与机制。最后,从提高耕地保护认知、规范补偿资金的用途,实施多元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林地管护补偿标准研究——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1999年开始启动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是一项以植被重建为方法，以实现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工程的可持续性是影响其绩效的重要指标，如今影响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性的重点已由农户参与工程转为对已有退耕成果的管护。通过构建不确定状态下，政府对林地管护的支付意愿函数与农户对林地管护的受偿意愿函数，求解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林地管护补贴标准取值区间；运用单向递增的多界二分选择询价法对陕北吴起县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不同设定补贴标准下样本户对林地管护的选择偏好。在此基础上，运用希克斯等效变差模型，推导样本户在不同林地管护方式条件下的等效用点，并用福利计量方法测定满足农户受偿意愿的补贴标准最小值，从而得出基于农民意愿的补偿标准。

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农户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为例

南水北调工程有助于缓解北方缺水问题,但是目前水源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论文基于支付卡式引导技术,运用Box-Cox变换double hurdle模型研究了苏北受水区农户对水源区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71%的农户愿意为水源区支付一定补偿费用,家庭收入越稳定、政府公信力越高、环境治理绩效越明显,则参与意愿就越强烈。受水区农户的支付意愿约为28.7元/(户·年),未来5年内,生态补偿资金总额约为1.89亿元/年。这些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推动东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实践提供基础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