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整治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农田整治—要素市场—作物布局”治理策略的分析

农地撂荒及其治理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构建“农田整治—要素市场—作物布局”的农地撂荒治理策略的分析线索,重点考察农田整治及其与要素市场的互动对农户撂荒行为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田整治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实施农田整治能使农户撂荒的概率减少约54%。(2)机制检验表明,农田整治通过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和资本要素替代水平两条路径抑制了农户的撂荒行为。(3)异质性分析表明,如果农田整治项目只注重工程建设,其对农户撂荒的抑制效果相对有限;如果工程建设与地权权属调整相结合则可以有效缓解农户撂荒。(4)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农田整治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治理策略,还与农业要素市场和区域连片种植两类治理策略存在关联性与协同性。农田整治兼具工程建设与权属调整,二者不可偏废,应该有机结合,协同治理耕地撂荒。此外,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性作用,为市场与组织的作用发挥提供制度保障。

新出简牍与秦代土地所有制问题再探讨

学界关于秦代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存在很大争议,出土秦简显示,秦代既存在政府直接控制、经营的大量公田或官田,也将更多土地授予民户私有并承认百姓通过继承、买卖等方式获得的土地私有权。君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在古代的法制史和观念史中,私有是普遍的自然法。然而古代的产权与土地所有权与源于西方的现代产权观念、物权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不能同现代私有或公有制简单划等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一块土地上往往同时附着了不同身份人员的不同权利,产权不是明确、绝对、排他性的,也不是针对个体的,而是身份制和关系性的,古代没有明晰的“主体”和产权概念,而是一种模糊和混合的所有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产权与所有制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同资本主义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根本不同。

民主革命时期谭平山“耕地农有”思想的历史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谭平山“耕地农有”思想生发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分析和关怀体察,初始循沿“国有农用”的价值理路,后历经变动,蕴含着历史连续性和丰富性。大革命时期,囿于复杂变幻的时局,谭平山为维护统一战线只得暂缓对“耕地农有”过于执着的坚持。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摆脱双重角色羁绊,于《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系统阐述“耕地农有”的目标与策略,规定“变更土地私有制度,由耕者有其田而达于土地国有”,“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得转移”,不没收小自耕农和现役军人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谭平山在保留原有认知及理念的基础上,认同和接受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其“耕地农有”思想发生本质变化。

试析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压力的增加,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进一步增强,这一权利的社会实现和价值体现逐步增强,逐步为各利益主体和社会所认识。近年来,针对我国征地权经常被滥用、大量耕地被非法转为建设用地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时常被损害的严峻局面,学术界对防止耕地非农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国内对农地发展权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于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对国内关于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进行归类和理论分析,提出了一些认识。

再论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

为什么要将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成国家所有制;对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改革的八点补充说明。

农地非农流转补偿机制的缺陷及优化对策

通过对现行农地非农流转补偿机制的研究,总结并分析了其主要缺陷: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补偿费分配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进而提出了补偿机制的优化对策:明确农地价值内涵,实现完全价值补偿;完善价值核算方法,兼顾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区分对待征收征用,合理确定补偿分配;丰富安置补偿方式,保障失地农民生活。

建国后我国村组集体的农地权利变迁与发展

建国后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变革中,我国村组集体的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历经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曲折变迁。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离"格局的形成,为我国村组集体重新获得农地经营权提供了可能。

构建我国农地产权法刍议

目前农地征用中的严重问题进一步说明 ,必须与时俱进地将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返还给农户 ,建立一部能够体现宪法基本精神、农户拥有农地所有权、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又接受国家政策干预的农地产权法。这是当前“三农”形势与国家长治久安最紧迫的需要 。

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权设置与流转问题研究

在东部沿海地区兴起的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地制度的一次创新,它较好地满足了转型期间我国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诉求。众多的学者已对它的创新之处、制度绩效以及它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描述。文章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权的设置、股权结构以及股权人资格的认证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就规范股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从不确定性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模式选择

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 ,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模式选择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不确定性与承包期不确定性的根本制度缺陷 。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对耕地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切入,考虑确权颁证政策对农户耕地价值感知影响的异质性,进而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验证了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确权颁证加强了农户对地权安全性与稳定性的感知,有效促进了农户在土壤有机质提升和小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保护性投资;伴随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实施,农户所感知耕地价值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感知、权属感知和经济感知,且权属和社会感知价值在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经济感知价值未被证明具有中介作用;若忽视耕地感知价值的影响,新一轮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会被高估;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价值感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只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中,确权颁证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总效应得到强化。因此,政府应积极巩固确权颁证成果,通过提升农户耕地感知价值来提高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自觉性。

论恢复土地农民所有制

土地的农民所有制是我国1949年至1956年实行的一种农村土地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土地私有制,实行效果颇佳且受农民欢迎。实行农地私有化是由社会分工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与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能够相容的。从农地私有化的产生条件,农业生产的特点,新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中国现有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等方面分析说明,在中国推行农地私有化是可行的。应在国家的控制下,积极稳妥地推动农地私有化,恢复土地的农民所有制,还地权于农民,实现土地的农民所有,以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

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农地制度改革由来已久,在追求最大制度绩效的前提下,众多的专家曾经尝试了不同的制度方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观点。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种种观点都应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静态的经济运行体制去考虑,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方便与否,因为土地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只有适应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运行的体制,即土地制度供给的功能符合制度需求,才能成为一种有效和交易成本较低的运行制度。

我国农地所有权的法律剖析

我国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立法构建、主体形式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农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变革的要点,是通过立法确立物权意义上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夹缝中的兴盛:论农地“三权”抵押的法禁令行

掌握在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主要有宅基地、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等"三地",与之相适应的农村房屋所有权、耕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称之为农地"三权";禁止"三权"抵押的法律规定,与农村改革、农业经济发展严重背离,允许转让却限制抵押的立法自相矛盾,导致集体农地权利、权能残缺不全;抵押是"三权"融资担保的最佳方式,国家推行"三权"抵押政策,有利于盘活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有利于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为此,应当将"三权"抵押政策上升为法律,及时修订与之相悖的法律法规。

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演进与启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和农民集体成员权退出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发现现行征地补偿水平高于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农民已经享有了退出集体的权利。征地制度边际创新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阻力,但边际创新一旦抛开地价增值规律,很容易激发地方政府及农民产生土地财政幻觉和地价增值幻觉。长远地看,解决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并非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等技术环节,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土地所有权界定、集体土地用途过度管制等底层制度安排。

让股份制成为农地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年来国内农地制度研究发微

综观国内20年来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意识形态限制和国情把握始终是制约研究进展的瓶颈。按照"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实行国家与个体农民共同所有的农地股份制,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当前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而且兼顾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地制度承载的多重社会功能,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国家土地安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内部法律关系解析

《民法通则》将“农户”确定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十几年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又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这些规定均以“农户”的经济属性 (生产经营单位 )和社会属性 (保障功能 )为基点 ,从而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强化“农户”权利的整体性 ,忽视、乃至吞噬家庭成员个人权利的独立性 ,致使《农村土地承包法》陷入诸多难解的矛盾中。只有正确界定“农户”内部法律关系才能消解这些矛盾。

土地承包责任制现状评析

通过对土地承包责任制产生、发展及现状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形式,反驳了土地国有化和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指出正确的方法应是克服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和不足,并予以改进和完善,以谋求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