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改饲”补贴政策对农地租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粮改饲”补贴政策主要是通过补贴农业企业撬动农户生产方式改变,以达到农业调控的整体目标,目前鲜有文献研究此类补贴模式对农地租金的影响。该研究首先理论分析了“粮改饲”补贴政策从养殖企业传导到农户进而影响农地租金的传输机制,然后利用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10省份50县300村4384户5894个地块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粮改饲”补贴政策对农地租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粮改饲”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取土地租金的比例和价格。②机制分析发现,“粮改饲”补贴政策主要通过提高饲料粮种植比例、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地流转市场的方式提高农地流转租金。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养殖企业附近、耕地资源禀赋较好、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区的农地,“粮改饲”补贴对农地租金发挥更大的政策效应;对于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该补贴对农地租金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①优化“粮改饲”补贴政策,将“粮改饲”补贴政策与适宜当地青贮玉米等饲料粮生产的自然条件相结合,减少耕地资源与农产品市场错配,有效发挥耕地资源的使用效率。②优化农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规模效应,引导农户大规模种植青贮玉米。③探索更加灵活的“粮改饲”补贴模式,鼓励农业企业与农业大户直接合作,通过企业引导农户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

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维度,考察在农地产权缺乏稳定性和农地租赁市场缺乏有效性的情境中,社会信任对农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比较静态方法,在界定农地产权风险和社会信任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理论分析社会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与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参与、流转租金及流转规模的作用机理,并对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制度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提高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对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人际信任通过稳定农地产权风险预期,对形成有偿契约机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所表征的农地产权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的市场主体参与,人际信任所表征的市场交易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影响农地流转租金、规模等具体契约的确定。培育农地租赁市场的制度需求在于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效率重在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人际信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机理、改善农地租赁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其能否获得农地经营权。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受益度和在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参与度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以农地流转租金为对象的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得农地经营权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妥善处理好农户分散的流转意愿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集中连片需求间的矛盾,农民希望获得稳定递增的土地流转收益与农业经营效益波动的矛盾等问题。

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

研究目的:检验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影响及农户参与土地租赁市场和非农就业市场间的联立性。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租入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存在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能够显著激励农户租入土地的积极性;(2)农户租出土地决策与参与非农就业市场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立性,提高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对土地租出决策具有微弱的激励作用。研究结论:新农地制度下的土地产权不安全性成为制约土地租赁市场发育的重要产权因素,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放大了农地产权不安全性对土地租赁市场发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度、农地供求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以江西省为例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我国农村现存的农地制度没有阻碍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延长农地承包期并不必然创造有效的农地市场和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现行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供给不足。建立有效的农地市场不仅取决于农地制度创新和切实保护农地产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的农村金融和保险市场等制度环境。

农地租约中的期限与租金及其相互关联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租约中期限与租金的决定,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关注农地租约中的期限、租金及其相互关联性。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将期限与租金的决定,视为流转双方博弈的结果,从而阐明租约选择过程及其决定机理;(2)实证分析表明,农地质量是重要的中间变量。在农地流转交易中,呈现"高质量-高租金-长期限"、"低质量-低租金-短期限"的农地质量与租约安排的匹配特征。

苹果产区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

为了考察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文利用OLS模型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1)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摊薄保护性投资成本,促进农家肥投资;2)与自有地相比,租赁地抑制农家肥投资;3)流转租金越高,越有助于及时收回保护性投资成本,促进农家肥投资;4)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促进农家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质量改善收益大小取决于经营规模,而收益可得性取决于地权稳定性。因此,应完善农地确权改革配套措施,强化农地确权政策执行监管;规范农地租赁契约及其条款,积极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充分发挥村集体及其领导者的作用。

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确权如何影响农地出租价格——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出租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确权可以提高农地的出租价格,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来提高出租价格;(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农地确权提升出租价格的作用更明显,但对未调整过的村庄,确权反而降低了出租价格。因此,确权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仅仅希冀通过确权政策实施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可能会遇到现实的阻碍,有必要制定各种配套措施,真正发挥确权的政策效应。

自然禀赋与农地撂荒--基于对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

开放条件下,自然资源对于农户要素配置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将不断减弱,“资源无谓”的特征则逐渐凸显,由此导致耕地撂荒的加剧。本文从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角度分析农地撂荒的发生机理,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2017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平均意义上,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负向关系,承包地面积越大,农地撂荒的概率相对越低。(2)加入承包地面积的平方项后发现,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大,农地撂荒的概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3)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自己耕种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呈现“倒U”型关系。在不耕种的农户中,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之间同样呈现“倒U”型关系。(4)机制检验表明,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开放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引起的。因此,小农更可能是进行小规模经营而不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核心主体。

农地组织化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效应与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村集体介入的农地组织化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为打破农地流转困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研究方法: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与农户分散流转相比,村集体介入实现的农地组织化流转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多种检验均表明研究结果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促进了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表现为地块规模的扩大和转入期限的延长,并分别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权稳定效应实现农业提质增效;(3)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有效降低了化肥施用强度,能够实现农业增效与增绿的协同发展。研究结论:在继续坚持并创新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应稳妥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组织协调职能,实现农地高效流转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衔接。

如何防范农地规模化流转中的违约风险——基于江苏省金湖县的案例分析

农地规模化流转市场的发展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现实中农地规模化流转面临日益严峻的违约问题。本文基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视角分析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来源与防范机制,重点阐释了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在农地规模化流转违约风险防范中发挥的作用,并结合金湖县的违约风险防范案例进行了诠释。结果表明:在防范农地规模化流转违约风险的过程中,村委会基于关系治理发挥着抑制流转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进而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约行为,但是由于自身能力限制且存在过度代理风险,导致其在违约风险防范中的作用有限。地方政府通过创设产权交易平台和纠纷仲裁机构,既缓解了事前、事后的机会主义,也激活了村委会治理动机并抑制村委会代理风险,有效弥补村委在违约风险防范中的不足,最终与村委会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违约风险防范体系。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和村委会协同防范农地规模化流转违约风险的实现路径,从违约风险防范机制的角度丰富了农地流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也体现了中国集体所有土地资源治理的特色。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基于江苏省四个县的调研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市场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衡量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本文将政府农地流转市场干预政策划分为政府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行政命令、补贴三种类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江苏省四县的村级和农户调研为例,实证考察了政府不同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不同市场干预政策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农地流转组织服务降低了农民收入差距,而与农地流转规模直接挂钩的补贴和以强制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会加剧农民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民要素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不同,政府干预增加了来自土地要素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降低了农民来自非农劳动力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总体而言,政府干预农地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从优化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本文建议政府农地市场干预政策应当以组织服务为主,并清理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政策。同时,将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直接补贴转变为对农地和农民生产技能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与行政性调整: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和江西省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农地市场流转率偏低的原因,以及农地行政性调整是否阻碍了市场流转尚未达成一致观点。本文提出假说认为,农地供求状况主要取决于农户对非农收益期望值的预期;市场发育、交易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农户之间非农收益期望值的预期差异;在开放与二元经济条件下,市场流转对行政性调整具有某种替代性。并通过构建农地供求理论决策模型,运用统计和经验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验证。

山区土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

耕地撂荒是目前山区发展较快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耕地流转能否缓解这一过程,促进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以避免耕地资源浪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借助前期研究成果,使用多视角两因素散点分析和单因素相关分析方法,旨在查明山区耕地流转对缓解耕地撂荒的作用,结果表明:1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地流转与耕地撂荒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流转率高的村庄,撂荒率低,尤其在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中表现更为突出,说明耕地流转可以减少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2在地块尺度上,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显著低于劣等耕作条件,样区耕地的撂荒主要由Ⅳ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所贡献;3在村级尺度上,样区耕作条件对耕地撂荒率的作用较弱,村样本间耕作条件对撂荒率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强,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仍然存在,说明以耕地流转率代表的土地租赁市场尚不发育;4但是,样区耕地流转率高的村庄,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撂荒率低,说明耕地撂荒仍然受到土地租赁市场的完善程度所左右,且土地租赁市场在优化耕地资源利用方面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显现;5进一步完善土地租赁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减少或降低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可以避免优等耕作条件的耕地浪费。

中国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上能否如愿以偿?——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考察

农地流转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尽管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但农户在流转市场上能否转入自己想要转入数量的土地尚无人关注。本文利用全国6省1200户2000年和2008年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的流转意愿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流转市场上得以实现,进而考察流转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性、对称性和动态性。研究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交易成本,因此流转市场是不完善的。具体结论:第一,流转市场存在明显进入门槛,进入市场后农户也无法实现完全调整,转入户2000年和2008年分别能实现调整意愿的24%和37%,高于转出户的19%和18%;第二,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存在非对称性,转入户比转出户面临的交易门槛高,但进入市场后转入户调整意愿实现程度高于转出户;第三,从2000年到2008年,流转市场的交易门槛显著降低了,但进入市场后调整意愿实现程度并没有显著提高;第四,农资设备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更严重,因此农地流转市场发挥了将土地这种"不能移动"的要素移动起来以迎合那些"本该移动"的要素功能,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降低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加快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业发展,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

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基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视角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形成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使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的农户面板数据,运用世代交叠的农户效用最大化模型和农户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农户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提高总体上并不会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但在面临较小规模的农地流转时会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老年农户来说,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认为相应的政策应更加关注高水平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时重视城乡区域的平衡发展以及相关社保与土地政策的联动。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从“创置社田”到“农地减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历经三个阶段。定县实验时,平教会对土地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但生计教育的重点是改良农业和建立合作社。战后的华西实验明确将土地问题视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提出统租分佃和创置社田的方案,这体现了平教会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和组织生产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达成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模式的乡村改造目标。然而,创置社田难以实施,平教会转而积极协助政府推行农地减租,同时也不放弃统租分佃的努力。平教会的和平土改历程始终充满着张力,这使其土改探索基本停留在方案层面,难以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