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安置区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贵州PQ水库为例

移民问题是水利水电项目中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与乡村振兴。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及其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安置点社区融入状况,转入农地的距离,种植业等技能培训,农地价值,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就业机会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起着主要影响作用;非农就业水平,对土地权益受损的担忧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土地流转收益预期对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2)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两两交互关系,其中任意两因子交互作用后因子解释力均明显增强。转入农地的距离与安置区融入情况的交互作用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农地细碎化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这3个因子与对土地权益受损担忧程度的交互作用对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具有隐形作用。(3)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存在强关联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处于农地转入意愿超前的基本协调阶段。

土地转出的决定: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效果的研究

文章以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依托,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关系影响的理论分析出发,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和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具有时间的滞后性;(2)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增强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因此,为激活土地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在保证农户的耕地权益和健全现行的耕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多渠道促进农民实现非农就业,从而提升农户土地流转面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

政府角色分异下农地流转主体博弈冲突及其调适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权益保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状况和流转成效,考虑到资本企业介入农地流转的情形,引入“情景—冲突—调适”分析框架,从政府引导角色下农户与资本企业的两方博弈、主导角色下农户与基层政府的两方博弈以及监督角色下农户与资本企业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三方博弈的具体情景出发,进一步厘清在政府角色分异下各利益主体的进化稳定策略及相互作用关系,探究农地流转博弈冲突机理以及如何调适农户权益矛盾的问题。为破农户权益频频受损之僵局,政府应积极进行角色转变与行为重构,寻求“资本企业—农户”主体利益共享,创新二者合作激励机制,健全农地流转相关制度,进而促进农地健康有序流转。

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农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及其背后发挥调节效应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内地地区30个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抵押贷款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农户长期投资尚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因此,需稳步推进农地集中流转、因地制宜选择农业机械化模式、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深化农地金融改革和合理引导农户长期投资,从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地流转与耕地细碎化治理

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是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研究多从高标准农田建设或农地流转单方面探讨耕地细碎化的治理路径,难以全面、系统刻画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文章深入解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农地流转与耕地细碎化的关系,利用湖北省46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揭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流转的不同联动模式对耕地细碎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探求适应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耕地细碎化治理新路径。研究表明:“先建设后流转”与“先流转后建设”模式对耕地细碎化的影响效应分别为-2.32和-3.14,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先流转后建设”模式显著优于“先建设后流转”模式。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具有可靠性和科学性。基于此,文章从充分发挥市场调整与工程技术的融合作用、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流转的联动模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不仅有利于农业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还能对促进林地细碎化治理、优化配置林地资源、加快“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高水平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路领向。

农地流转行为的空间依赖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学习效应视角

综合考量农地流转过程中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突出强调农地流转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学习效应对进一步推进农地高质高效流转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农地流转契约、农地流转形式和农地流转交易主体三个维度探究农地流转行为的空间依赖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维度农地流转行为在空间依赖关系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并借助偏微分方法分析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行为的空间依赖性主要受内生交互效应和外生交互效应影响,两种效应产生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存在差异,外生影响因素(如非农就业水平)对不同农地流转行为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也存在差异。本文不仅丰富了农地流转行为空间效应的研究,还为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中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地流转视角的研究

[目的]研究中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支持。[方法]结合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基于2005—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度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探究了农地流转对水土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的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大体上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从省份来看,其中河南和吉林等省区在研究期间效率值都为1,实现了DEA有效。安徽、甘肃、宁夏3个省份的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上升趋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重庆、浙江、青海和广西4个省份的下降趋势明显;基于空间分布分析得出,地区上水土资源配置效率大致呈现: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其中河南和吉林省的水土资源配置效率最高,青海省最低。[结论]Tobit回归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影响,并且是有利于提高水土资源配置效率的。

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口规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等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土地资产、农业机械总值是农地转入的重要诱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以及所在省域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和农地转出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农地转入除西部地区外并不会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除东北地区外,农地流转均增加了农户的收入。通过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对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缓解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加强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农地市场运行模型及其机制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南京市、宝应县为例

在对江苏省常熟、南京以及宝应等地 6个村庄进行调查和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确立农地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两个变量———农地流转方向和农地流转率 ,构建了不同区域农村土地市场运行模型 ;对农地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洱海流域上游调查分析

[目的]农户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治理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高效利用洱海流域土地资源,急需探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影响因素。[方法]基于云南省大理州39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洱海流域土地转出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1)49.87%的农户愿意参与洱海流域上游的土地转出,高出全国17.8%的土地转出比例,且越年轻或越年长的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2)户主的年龄、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和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3个因素对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影响非常显著(P<0.01)且呈正相关。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农户对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态度>农户对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危害认知>户主的年龄;(3)性别、户主学历、家庭年收入、非农业收入、务农劳动力、耕地规模和有机肥使用情况等变量对农户的土地流转。[结论]最终提出有利于洱海流域上游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农业政策建议。

风险规避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吉鲁陕湘4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从风险规避的角度研究其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吉林、山东、陕西和湖南4省55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风险规避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和农地转出的规模,但并不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的可能性和农地转入的规模。(2)户主的性别、年龄、非农就业经历及村级流转管制等也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应通过做细做实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对流转的规范管制、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来促进农地使用权有序流转。

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从外出务工人员转移行为的角度研究其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劳动力转移距离和转移时间影响土地流转的意愿,在县内务工的人员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意愿更强,但是有将近一半的农户对土地流转问题没有考虑过。研究结论:应通过加强农民工培训、建立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来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

养老保险对土地流转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社区及微观个体两个维度的数据,对养老保险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率普遍偏低,且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未覆盖任何养老保险制度,而实施新农保或老农保以及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等养老保障政策措施的社区土地流转比例较高,因此养老保险等政策对社区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微观个体数据表明农村地区土地流转行为并不活跃,发生了土地流出行为与土地流入行为的比重均在10%左右,但农民是否领取到了养老金无论是在土地流出还是土地流入方面,都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的。一方面,养老金的收入具有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农民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对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替代作用,进而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有养老金的土地转入者家庭生存的担忧又得到有效缓解,又可以促进其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促进了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因此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促进都是十分有效的。农民年龄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但对土地转出或转入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年龄较大的农民一般缺乏技能,非农就业就会较少,相对于青壮年可能不愿意土地流转,但对于那些年龄很大的农民来说,受到劳动能力的限制,可能愿意流出土地,而不会流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一步将社区变量和个人特征变量同时纳入到分层模型内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是否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对个体土地转出、是否有养老金对个体土地转入都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也表明本文模型分析结果是较为稳健的。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即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有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途径。

社会关系网络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吗?——基于河北、安徽和山东三省的调查

研究目的:实证探究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农地流转的机理,为完善和促进土地流转提出建议。研究方法:采用Heckman模型,利用河北、安徽、山东3省11个县(市、区)456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1)强关系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的决策;(2)人情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影响农户转入土地量的决策;(3)土地租金不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转入土地及转入多少土地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

家庭结构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家庭结构对农民流转土地意愿的影响,并揭示其内部机理的形成,以期为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家庭人口特征、土地使用特征、户主个体特征及家庭决策特征4类外源潜变量会显著影响农地流转意愿;(2)可观测变量对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其中,家庭总人口、实际经营及流转土地面积、户主年龄、家庭内部矛盾解决方式分别对这4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好,即家庭总人口越多、实际经营及流转土地面积越小、户主年龄越大、依赖于内部解决矛盾的家庭更愿意流转农地。研究结论:家庭结构主要通过主动依赖、扶养压力、收入偏好、农地保障、决策信息5种机理对流转意愿产生影响,未来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应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在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并存的背景下,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分析农地流转中政府干预力量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效果,为政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以市场主导型作为参照,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DID模型方法将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与之比较。研究结果:在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在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人均非农就业收入方面都显著优于市场主导型农地流转,但家庭中非农务工者的人均非农收入却比市场主导型低了2251元。研究结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确实能够推动非农就业,但就业质量不高,反映出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强推力"导致农户"强制外出"后非农就业技能不足。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273户农户的调研

为了探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以该区273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户主年龄、户主文化、非农收入比重、农田面积、水利设施年代、有合作组织、是否雇工和补贴政策认知与农户土地流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家庭劳动力、规模认知和借贷难易度与农户土地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土地平整状况、水利设施年代、补贴政策认知和销售方式与农户土地流入无关;(2)与农户土地流出呈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家庭劳动力、非农收入比重、有合作组织和规模认知,水利设施年代、补贴政策认知和销售方式与农户土地流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农田面积、土地平整状况和是否雇工与农户土地流出无关。农户户主特征及家庭特征对土地流入或流出的决策均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中国耕地流转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解

通过耕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谁来种田"的关键。分析各因素对耕地流转的作用及影响强度,识别其主导因素,对促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具有积极意义。该文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方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 Division index method,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定量评价并对比分析2008?2014年间中国省域耕地流转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4年,中国耕地流转面积累计增长了1.96?107 hm2,增长2.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4.40%,京津地区、黄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地区等经济活跃或优势农业产区的耕地流转发展较快。2)经济因素、农民增收因素、农机化因素对耕地流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农机化因素对耕地流转的促进作用最大,研究期内农机化累计效应促进耕地流转率提高18.16%,经营意愿因素对耕地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区域之间4个分解因素的累计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经济效应促进了华东与华南地区耕地流转率的显著提高,农民增收效应主要促进了华东地区耕地流转率提高,农机化效应促进了大部分地区耕地流转率提高10%以上,但华南与西南地区相对较低。

典型地区农民耕地流转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河北两省356户农户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浙江、河北两省6县(市)35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典型地区农民耕地流转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从转入和转出两个方面对农民耕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农户转入耕地行为及规模均与现有耕地面积、年流转租金和流转的期限密切相关。同时,转入耕地的规模还与户主年龄和户主健康状况有相关关系;农户转出耕地行为与现有耕地面积、年流转租金、流转期限与户主年龄密切相关,转出耕地的规模与户主年龄、农业劳动力人数、年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户主从事的职业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农户土地转出行为调查与分析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根据农地转出率的大小将农户分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基本转出户,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的农地转出率不尽相同,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并存,农地转出方式和转出对象虽然存在多样性,但农地仍以小规模分散转出为主;稳定的非农收入、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合理的农地转出价格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率的提高,而土地细碎化和较多的家庭常年务农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农户农地转出是一种理性决策行为,农地转出率越高,农户的收入效应就越明显,收入由多至少依次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