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土斯有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单产吗?

作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政策实践,高标准农田建设被期待能够有效实现粮食增产和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27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索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显著提高粮食单产。替换核心变量、进行非参数估计和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上述发现可信。(2)机制验证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规模经营、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生产风险三大路径来提高粮食单产。(3)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起伏度较小地形、粮食主产区、较发达地区的粮食单产促进效应更大。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确实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需扎实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吗?——基于双季稻种植的考察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西省1556份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季稻种植行为来衡量农户种粮积极性,实证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传统双季稻主产区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传统双季稻主产区农户种植双季稻,并扩大双季稻种植规模,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诱导农地转入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三个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调整、低细碎化与非平原地区农户的双季稻种植行为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更好地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激励效应,应持续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着力降低高标准农田的细碎化程度。

高质量发展形势下广东粮食生产现状、问题与对策

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是人口大省,保障粮食安全对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调研、查阅资料和系统分析,发现广东粮食生产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自给率低、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下降、各地市发展不平衡、种粮普遍亏损和种粮主体老龄化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广东粮食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保证粮食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建议:首先是全省一盘棋,制定粤粮提升战略,建立粮食产业综合管理部门,从粮食产业链发展角度,制定约束性发展目标和落实措施;其次是突出重点,补齐各地产能短板,包括口粮为先、水稻为主、稳定水稻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以平均单产低于全省平均的地级市为重点等;三是精准施策,实现“政府要粮安和农民要效益”的协调,包括“藏粮于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藏粮于技”科技驱动、多措并举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合理补贴提高种粮效益与积极性,扶持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同步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全国10省1032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显著提升农民种粮收益,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使农民种粮收益提高2.77%。(2)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小农户,规模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升种粮收益;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不仅促进兼业农户增加种粮收益,而且促进纯农户增加种粮收益;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收益提升效果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通过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据此,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制定出台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差异化政策,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实现农民种粮收益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设能遏制耕地“非粮化”吗?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控制组,高标准农田建设使实验组耕地“非粮化”程度下降了3.64%,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具有显著且持续强化的抑制效应,经过模型适用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可信;该政策效应因区域粮食功能定位、粮食熟制、粮食作物种类和地形条件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粮食主产区、高熟制地区、水稻主种植区和非平原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的抑制效应更明显;地块规模扩张、种植模式变革和比较成本优势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抑制耕地“非粮化”的三条重要途径。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为: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应加快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尽快补齐耕地质量短板;同时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利用优先序,彻底扭转耕地“非粮化”势头,为实现“藏粮于地”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土地流转视角下耕地“非粮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该研究对2009—2020年中国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进行量化测度,利用Tobit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人”“地”“钱”多视角探析流转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①流转耕地“非粮化”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非粮食主产区的流转耕地“非粮化”是全国层面流转耕地“非粮化”加剧的主要原因。②土地流转是耕地“非粮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提高土地流转面积和将土地流转给生活型经营者,有利于抑制耕地“非粮化”发展,但土地流转租金上涨会难以避免地加剧耕地“非粮化”程度。③土地流转与耕地“非粮化”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面积提高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在非粮食主产区,生产型农业经营者采取“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倾向更强。因此,为应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现象,应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对防止流转耕地“非粮化”目标完成好的地区给予奖补;重点规范非粮食主产区的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行为,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给予奖励;进一步推进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和整治工程,发展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完善农地流转交易平台,继续加强土地流转价格监控。

数字能力如何促进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基于山东省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研究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有助于为农业生产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思路。本文基于山东省408个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转化3个维度构建数字能力指数,利用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本研究发现:1)数字能力提升有助于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且分维度来看,数字使用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数字接入能力和数字转化能力,是促进农户实施农田碳汇技术的关键因素。2)提高农户数字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土地流转和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促进农田碳汇技术采纳。3)数字技术推广强化了数字能力对农户农田碳汇技术采纳的影响,且正规推广的效力高于非正规推广。为此,未来应加强农户数字能力培训,并重视不同维度数字能力的作用差异,增强其与数字技术推广的互动功能,为我国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粮改饲”补贴政策对农地租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粮改饲”补贴政策主要是通过补贴农业企业撬动农户生产方式改变,以达到农业调控的整体目标,目前鲜有文献研究此类补贴模式对农地租金的影响。该研究首先理论分析了“粮改饲”补贴政策从养殖企业传导到农户进而影响农地租金的传输机制,然后利用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10省份50县300村4384户5894个地块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粮改饲”补贴政策对农地租金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粮改饲”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取土地租金的比例和价格。②机制分析发现,“粮改饲”补贴政策主要通过提高饲料粮种植比例、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地流转市场的方式提高农地流转租金。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养殖企业附近、耕地资源禀赋较好、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区的农地,“粮改饲”补贴对农地租金发挥更大的政策效应;对于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该补贴对农地租金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①优化“粮改饲”补贴政策,将“粮改饲”补贴政策与适宜当地青贮玉米等饲料粮生产的自然条件相结合,减少耕地资源与农产品市场错配,有效发挥耕地资源的使用效率。②优化农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规模效应,引导农户大规模种植青贮玉米。③探索更加灵活的“粮改饲”补贴模式,鼓励农业企业与农业大户直接合作,通过企业引导农户生产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

岩溶山区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研究选取岩溶山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区,分析其2017年、2019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段的耕地非粮化情况.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和冷热点分析,揭示了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的演化,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耕地非粮化整体呈增强趋势,但最大非粮化率下降了4.71%,空间上表现为西北—中部—西南的聚集特征;2)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的局部聚集差异明显.研究期间全局变化稳定,局部变化显著,热点逐年减少,冷点先减后增;3)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非粮化正相关,而人口密度、肉类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与非粮化率负相关.

我国土地托管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梳理我国土地托管问题研究现状和热点,探究其研究前沿与主题,明确土地托管研究方向对推进农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农业规模经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以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为研究手段,基于2000—2023年CNKI土地托管领域核心期刊,绘制土地托管研究领域核心关键词、关键词共现、时间轴等知识图谱,对热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主线、研究脉络进行归纳。结果表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土地托管以来,土地托管相关研究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当前土地托管研究聚焦于“土地托管”“土地流转”“粮食生产”“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等相关热点领域,围绕五条研究主线展开。土地托管研究脉络可以分为萌芽阶段(1996—2003年)、发展阶段(2003—2013年)、规范阶段(2014年至今)。未来需要加强对土地托管的对比研究,关注对不同土地托管模式的分析以及重视对土地托管参与主体行为决策逻辑的分析。

基于稳产视角的粮食安全:现实基础、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

保障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稳产视角,在分析我国粮食生产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定,粮食总产量和单产水平有所提高,粮食生产重心不断北移,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以及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形势总体向好。但是,我国粮食生产还存在产量进一步提升面临较大压力、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区域性供需矛盾凸显、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问题突出、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滞后等问题。鉴于此,研究提出,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提高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水平、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和耕地质量提升工程、促进大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加大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等对策建议。

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与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市场化转型视角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活跃农村要素市场,从而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能够促进粮食生产。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推动产权交易市场化和农地经营规模化,通过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签订书面合同和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促进粮食生产。市场化水平会弱化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社会化服务会强化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稳定地权、明晰界定地权边界的农业制度改革方向与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兼容,应统筹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推动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向市场化交易转型,从而有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影响——“非粮化”和耕地流转率的调节效应

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户种植活动的分散化,减少了农户的有效劳动时间,并阻碍了机械化作业的开展,不利于种植业的增产增收。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种植主导型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提高对其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家庭种植结构“非粮化”和村庄耕地流转率提高可以显著弱化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较高农户、老龄化程度较高农户、丘陵山区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因此,应促进耕地流转市场发育,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推动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效,拓展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降低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同时,有效缓解耕地细碎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

高标准农田建设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从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传导机制,构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根据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省50县(市、区)300村4378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与政策异质性。结果表明:(1)高标准农田建设促使三大主粮作物种植比例提高了7.97%。(2)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地灌溉条件、增加农地租入规模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来促进种植结构调整,而非农就业的传导机制未得到验证。(3)异质性分析表明,粮食平衡区、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提高粮食种植比例。

土地整治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粮食生产韧性是复杂形势下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议题。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权法测算粮食生产韧性,并运用连续DID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生产韧性。通过多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且这一政策效应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非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通过降低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提升粮食种植比例、提高农地流转率以及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从而促进粮食生产韧性提升。为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韧性,应加快落实“藏粮于地”战略,提高财政支持力度,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省份倾斜,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喀什地区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及监管对策研究

[目的]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分析喀什地区的耕地“非粮化”特征、耕地供需盈亏情况以及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耕地“非粮化”的监管对策建议。[方法]基于实地调查及统计数据,分析喀什地区1995—2020年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运用粮食供需平衡法分析喀什地区的耕地供需盈亏情况以及耕地“非粮化”的安全区间,构建耕地“非粮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程度。[结果](1)1995—2020年,喀什地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及“非粮化”面积的时空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在1995—2014年呈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14年后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空间演变特征呈现东北高,西南西北低的分布格局。(2)在研究期内,只有喀什市长期处于耕地供给赤字状态,塔县于2010年处于耕地供给赤字状态,其余县市均处于耕地供给盈余状态;喀什市的耕地“非粮化”率已严重超过安全区间,喀什地区的其余区域均处于安全区间范围内。(3)家庭农业劳动力、农户兼业化程度、农资价格变化、种粮补贴政策效果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显著,其余影响因素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喀什地区耕地“非粮化”水平较高,耕地供给不平衡,应完善区域耕地保护政策,制定差别化的管理策略,遏制耕地“非粮化”现象继续蔓延,实现粮食安全与耕地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永久基本农田监测体系及分区监管方法研究

文章在传统永久基本农田监测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了包括10个数量指标、11个质量指标、6个生态安全指标的常态化、定量化的“三位一体”监测体系,构建了动态化、数字化的识别永久基本农田不同分区的依据和原则,结合功能类型将永久基本农田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的共9个监管区域,并提出了靶向化、差别化的分区监管策略。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变了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和相对效率,进而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在“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背景下,本文运用地级市农业部门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于资本要素,而高标准农田建设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2)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会促进贫困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要素,而促进富裕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3)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还会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方式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耕地撂荒问题成因与治理策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耕地撂荒现象已成为制约粮食安全、影响乡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剖析农村耕地撂荒的成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