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

中华法系萌生发展于中华大地,为千百年来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作为一个法学概念,“中华法系”发端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法族”概念,其内涵在中华民族艰辛探索法治道路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建构与重构。法系与法律系统、法律体系,法律、道德及其相互关系,发展方向、未来命运及其决定因素是“中华法系”概念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论题,最终表达的是中国法治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在法治实践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中华法系”概念百余年演进历程中围绕基本论题展开的讨论,表征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了“中华法系”概念的演进历程与基本论题,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制度内涵、思想内涵与文明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中华法系”概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范式性、引领性,是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

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逻辑理路——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的双向提升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法治一体建设是法治中国迈入体系化协同推进新阶段的产物。依法执政在凝聚基础共识、统合各方主体、彰显民主底色和弘扬宪法精神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党领导法治一体建设的根本前提。督促依法立法科学完备、赋能依法行政转型升级和助推依法治理共建共享,构成依法执政驱动法治一体建设的三维向度。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健全党对法治一体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机制,突出法治建设规划的牵引功能,强化依法治国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激发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释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治整合上的潜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统筹推进——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构建视角

作为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又立足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进程和面临的风险挑战,为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而提出的,对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构建有着积极作用。既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更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步伐,有助于国际法治朝着良性轨道发展,是内蕴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理念的关键选择。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国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间的相互关系为基本逻辑,以明晰与完善国内国际双重法律规制为具体实践路径。不仅要重点解决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对接问题,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以应对国际法治变革,更要认真审视国际法律规范在我国域内的适用,积极推动国际法规则的发展演进。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及其融入“法治中国”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自何处何时发轫是一个重大的始源性问题,相关研究发现,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法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的发源之处。这种“法治主义”思想与当代法治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但从本质上看,乃君主专制工具主义的“法律之治”,与当代法治的核心意涵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源于齐法家的古代“法治主义”统合道、法、儒于一体,对法律与道、德等概念关系的系统论证,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资源,必须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良性制度资源才具有借鉴意义,而那些与现代性价值标准相背离的劣性遗产则必须加以剔除。因而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融入“法治中国”的基本路径,必然是以现代性价值对其再诠释、再创造的转化与融通过程。

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功能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科技创新是实现科技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旨在发挥法治轨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功能,使法治轨道成为驱动和赋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和动能来源。要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和不断优化法治轨道在保障科技创新的政策实施、激发科技创新的主体活力、维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空间、塑造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消解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等方面的调整机制功能,从而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持久法治动力和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论涉外法治关系的法理结构及实践意义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法理视角来阐释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政策术语演变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对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之一的“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法理内涵进行了创新意义上的解读,其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打破了传统法理学使用的法律关系概念的逻辑界限,用法理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的法治关系的概念来分析“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关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主张应当把制定法规则与法律秩序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性地判断一个主权国家的法治状态,不能仅仅将研究视野停留在制定法规则占优势的传统法理上。本文在分析法治关系概念的建构功能时指出,在涉外法治关系体系中,法治关系的构成要素至少应当分为九个方面,包括法律规则要素、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法律关系客体要素、法律关系内容要素(主要是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时空要素、法律关系手段要素、法律关系目的要素、法律关系效力要素和法律关系秩序要素。上述九个方面的法治关系构成要素只要其中一个类型的要素中包含“涉外”因素,那么,这种法治关系就具有了“涉外法治关系”的特性,就必须从整体上来协调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价值要求,统筹基于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形成的“国内法治”与根据法治关系理论产生的“涉外法治”,以具有实效性的“法治”价值来保证涉外法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语义和意义分析

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语义和意义分析,是深化、拓展和创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性学理性创造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范式,对“式”这一经典概念的本原语义和意义进行考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人话语谱系中的“中国式”“中国式……”进行梳理分析,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概念和理论命题及其重大意义进行深度分析,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行拓展研究,着力论述其作为法治现代化新范式的“资质”“条件”和“意义”。在上述语义和意义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初步定义。

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着重厘清政府、高校、社会三大主体的权责和相互权责关系,实现高教治理主体的多元形态、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有效合理的协同治理结构,落实依法治教方针。推进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需要正视面临的新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程度激发高校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想环境条件。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变革的基本路向探究——评《大学生法治教育价值取向研究》

大学时期不仅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更是培养学生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养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法治教育方式和内容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正面临着亟待变革的迫切需求。《大学生法治教育价值取向研究》一书以法治、法治文化、法治教育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概念、理论基础、历史演变和现状反思几部分,系统地阐释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发展脉络和问题症结。在书中的各个章节,作者对法治教育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下面将从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历史嬗变和现状反思四个方面展开评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意蕴、困境与对策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定法治自信、培育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和对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意义深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教学具体过程中,存在内容、形式和效果等现实困境,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培育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以横纵两维度打破教学设计藩篱,整合教学内容;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导推动各种教学方法创新,提升教学实效。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税收法治建设研究

文章基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宏观背景,剖析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探索了其未来发展路径。为实现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协同推进,税收法治化应成为改革核心目标,并需重点关注税制结构、税收法律、征管实践、财税政策协调及数字化转型等关键领域。针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着重提升税收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强化税收执法的规范性与标准性,并加强税收司法保障以确保法律有效实施与公正裁决。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双重挑战下,税收法治建设应从立法完善、执法规范、司法保障及税法遵从等多维度加速推进,以期更好地服务于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交汇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最高成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包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全社会持续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着力方向在于五个方面,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牢固树立基本法治观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

碳中和目标下我国森林碳汇功能实现的困境检视与法治保障

森林是水库、钱库和粮库,同时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功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成为重要的“碳库”。然而,我国森林碳汇功能实现存在因法治化程度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且位阶低而造成的法律困境,以及因存在产权、资金、技术、风险障碍而造成的事理积弊。因应之策在于: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推进森林碳汇相关法律修订与制定、加强森林碳汇司法保障以巩固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另一方面要明晰森林碳汇的产权与收益归属,建立健全森林碳汇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森林碳汇项目技术实现能力、发展森林碳汇项目风险分散机制以消弭森林碳汇功能实现的障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部署,深刻阐释了法治之于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导、总体目标、实施框架,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里程碑,是中国加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加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制度规范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工作的讲话和指示的内容来看,其频度、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命题。

作为法治原则之法律的体系性

法律、法治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拟制性的存在。在法律拟制与实施的过程中,体系性要求是法治思维的指引,其与体系化结合,可表征法治实现的逻辑性。体系化是指法律构成以及实施的一致性,既包括对构成法律的概念、规范、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思索,也蕴含对法律实施的体系化要求。作为法治思维原则的体系性,是指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诸环节都要展现体系性的要求。体系性是塑造法学原理的指导思想,是构建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实施的原则,是建构法律方法论系统的原则。关注法律的体系性,是对逻辑思维规则的重视。法治所需的形式合法性,主要来自法律的内在体系。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则来自外部体系。体系性要求所衍生的体系化,是塑造法治思维的方法。

论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辩证统一

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特征、构成要素及意义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可以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引起“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继而通过“新质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朝着“新质上层建筑”转变的重大法理判断。“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客观规律,民主与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呈现“新质民主”与“新质法治”的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质民主”的重要标志,而数字法治、涉外法治构成了“新质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学界要及早规划、超前研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引发的包含了民主与法治等要素在内的上层建筑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从法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