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城里的农村媳妇: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

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人口流动中一种特殊的流动主体及其流动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女性以婚姻的方式迁入城市的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深入分析了农村媳妇在城市社会中的家庭生活适应、社区生活适应以及工作角色适应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多层面上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自己的城市新身份,提升和改善她们弱势地位的可能对策。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上海市“外来媳妇”的调查

本文以上海市的"外来媳妇"为样本,从经济、生活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状况。研究发现,与一般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表现为经济、社会、心理的依次递进的特点不同,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社会适应首先是从心理适应开始的。虽然城市婚姻移民因为婚姻得以进入城市生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婚姻而得到提高;从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来看,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应属于介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根据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社会适应的特点,笔者将影响其社会适应的因素概括为户籍制度、参照群体和家庭地位三个方面。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

与一般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表现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的特点不同,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首先是从心理适应开始的。虽然女性移民因为婚姻得以进入城市生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而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又直接影响了她们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和交往,影响了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从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来看,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应属于介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样本,对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支持进行了研究。在社会支持网的特点方面,女性婚姻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较小、网络关系的构成主要以强关系为主;在社会支持的来源和内容方面,家人、朋友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为女性婚姻移民提供了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社会交往的支持相对缺乏,来自政府和社区的正式社会支持明显不足。影响女性婚姻移民获得社会支持的因素主要有女性婚姻移民自身的社会地位、婚姻以及迁移等。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现象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论新移民小说中的跨国婚恋书写

跨国婚恋是新移民小说家绕不开的题材,在新移民小说的跨国婚恋书写中,移民女性为谋求生存、获取身份,更是处在"第二性"的边缘;跨国婚恋的文化冲突集中体现在性观念、情感观念及家庭观念的差异上;新移民小说家企求通过这种婚恋书写表达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人类真爱。

无处赋予的财产权:制度转型中的来沪农村女性婚姻移民

文章从财产权入手,以嫁入上海的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群体为个案样本,探讨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境问题。受阿玛蒂亚·森等学者的启发,结合笔者在田野中的发现,文章提出"权利资格体系"解释框架,意指决定某一个权利状况的是一系列权利资格的组合,赋予权利资格的是一系列权利制度。研究发现,转型过程中土地收益分配制、男系继承制、夫妻财产制构成的"财产权赋权体系",剥夺了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土地收益权、家庭财产继承权和夫妻财产权。权利资格体系失效,是生活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

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甲状腺激素与其社会心理学因素相关性研究

目的通过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PPD)患者的研究,探讨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其社会心理学因素的相关性。方法选择东莞外来女性产后4～6周的产妇6 000人,筛选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分数≥13分产妇200人,进行社会心理学因素调查:生活事件量表测定、特质应对方式测定、Lock-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并同时进行生物学因素测定:抽血化验FT3、FT4、TSH。结果东莞外来女性PPD患者的生活事件、婚姻状况、应对方式及其FT3、FT4、TSH 3项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分组比较显示,(1)患者年龄(~~aP)和生物学因素中的FT3值[年龄<30岁组和≥30岁组对比:4. 510(4. 030,5. 000) pmol/L VS 4. 047±0. 568 pmol/L]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2)患者的分娩方式(~aP)和生物学因素中的TSH值[正常分娩组和剖宫产组对比:1. 028(0. 815,1. 325 m Iu/L vs 1. 690(1. 200,2. 080) m Iu/L]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3)低于5 000元收入的母亲样本中,患者的收入和生物学因素中的FT3(~aP)、FT4(~bP)、TSH(~aP)值[收入3 000元以下组和3 000～5 000元组、> 5 000元组对比:(1)FT3 4. 560(4. 030,4. 920) pmol/L vs 3. 990(3. 815,4. 565) pmol/L vs 4. 655(4. 330,5. 620) pmol/L。(2)FT4 12. 961±1. 920 pmol/L vs13. 969±2. 169 pmol/L vs 16. 607±2. 557 pmol/L。(3)TSH 1. 330(1. 080,3. 260) m Iu/L vs 1. 720(1. 350,1. 950) m Iu/L vs 0. 989(0. 772,1. 290) m Iu/L]有统计学意义(~aP <0. 05,~bP <0. 01);(4)患者的甲状腺激素与婚姻状况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分组比较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 (1)东莞外来女性的产妇年龄30岁是FT3的高危因素及数值,剖宫产分娩方式是TSH的高危因素,收入5 000元是FT3、FT4、TSH的高危因素及数值;(2)大部分东莞外来女性都能从容面对婚姻和压力,婚姻状况和应对方式与甲状腺激素的相关性无显著性差异;(3)东莞外来女性产后抑郁症不会影响到甲状腺激素水平,但可以作为预测因素;(4)今后的调查中应该更加深入研究东莞外来女性低收入人群。

韩国涉外婚姻女性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教育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移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东道国履行国际义务、保障移民人权的必要措施和重大挑战。为解决国内涉外婚姻家庭中女性移民的语言壁垒和社会融入问题,韩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面向涉外婚姻女性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体现了韩国由单一文化社会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的路线和意志,对于理解当代韩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述评——以台湾外籍新娘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东南亚女性嫁入台湾社会,已有研究大多将其归结为"商品化婚姻",认为其出现与全球资本结构的失衡和婚姻中介追逐利润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更多的批评则指向政府机构和大众传媒,指责权力机构对外籍配偶"污名化"的话语叙述以及对她们权利的漠视,导致女性婚姻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社会排斥。然而,东南亚籍配偶通过自身能动性力量,促成了台湾多元的文化态势。本文通过对台湾学界关于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的梳理,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的跨国迁移——基于福建永春的田野研究

立足社会资本模型、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的风险多样化模型对关系网络在移民行动中作用的阐述存有忽视移民中间人和关系整合作用的理论不足,基于对福建永春地区通过婚介实现迁移的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活动中关系运用的深入调查,分析越南女性婚姻移民迁移决策与迁移行动中所运用的关系网络的特质、逻辑及模式,尝试构建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跨国迁移的新框架。研究发现,越南女性的跨国流动是婚姻缔结与迁移行动同步的特殊性流动,她们运用的关系网络普遍呈现出越南化的倾向,情感性关系是她们迁移决策的主导,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是她们迁移行动的核心驱动力,而不同关系网络所蕴含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决定关系逻辑与模式的关键因素。正是移民中间人——婚介者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致使越南女性的迁移行动特殊化,进而使从移民中间人与关系整合视角去分析关系网络与越南女性跨国迁移的设想得以实现。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粤西乡村案例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