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清代女性茉莉簪饰的地域流行及传播路径研究

簪花饰首在清代女性中一度成为流行,茉莉簪饰是所用花簪中极具特色的类别。该文关注这一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女性妆扮现象,并结合清代遗存的相关图像及文献资料,对其流行地域、样式进行归纳梳理。发现清代茉莉簪饰的传播是沿着先由岭南至江南,清末再到北方的发展路径。受气候环境、地域文化等多因素影响,茉莉簪饰的使用呈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各地区在簪戴方式、搭配方式上也呈现出差异性;最后受清代中心城市的时尚辐射力影响,以茉莉簪饰首一度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头饰妆扮,在多阶层、多民族中传播流行。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逻辑与塑造方式研究

元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她们或善良、智慧,或彪悍、神勇,或顺从、妩媚,或贞烈、自强,或恶毒、淫荡……总之,这些形象虽风格迥异,但具有共同点的是,在塑造逻辑上作者们基本以批判封建礼教和儒家纲常理论为出发点。在塑造方式上,作者们基本都延续着“弱者反抗”的模式去进行形象建构,以此勾勒出古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自觉意识。在此特围绕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以供学鉴。

清代山左女诗人的空间分布及特征——以《国朝山左诗钞》系列总集为中心

清代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女诗人群体,成为这一阶段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山左女诗人数量可谓首屈一指。由于儒家道德观念、地域社会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她们表现出尊奉阃教、崇尚经史等群体观念,形成了不同于江南女诗人的群体特征。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词变与时变:吴鼒与扬州词坛的“一萼红”倡和

《百萼红词》为吴鼒晚年寓扬所作,词多伤逝感旧。在嘉庆后期扬州风雅际会的环境中,吴鼒以“一萼红”为调与吴锡麒、汪端光、洪梧等词友相倡和,将个人、群体与时代走向没落的伤感共鸣弥散于扬州词坛。“一萼红”倡和诸人门户近于浙西,欲救乾嘉浙派之流弊,他们鼓扬性情词风,注重真情、追求个性,于现实生活中寻找寄托,使因革中的浙派新声与新兴的常州词派并举,回应着时代衰歇对个体心灵与社会政治的震荡。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清代女性对江南园林空间设计的感知特征

现有研究多以男性士绅视角解析清代江南园林空间,基于女性视角的探析仍未深入。本研究选取清代江南107位女性所作园林诗词5837篇,以社会网络分析法建构园林词汇网络,进行节点中心性、核心—边缘模型、社区检测分析。发现女性对植物景观的认知最多,对亭、楼、阁建筑类型认知最广,多关注建筑构件窗、檐、砌、阑;其认知结果为:园林构景具季候性、时间性特征;主要活动于庭、园、院中空间拓扑结构呈线形或环形的女性空间。

清代官服补子日纹布局的“男左女右”论刍议

日纹是清代官服补子图案的重要组成纹样。西方学者提出的日纹布局“男左女右”论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追根溯源,详细列举了该观点在学术界、收藏界产生的影响,并基于供奉祖先画像、官员画像、存世的补子图片、人物照等图片资料以图为证反驳了这一观点,得出补子日纹的“男左女右”观点不成立的结论,同时指出研究者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有探究文化的自觉,要重视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明清女教类善书传播与戏曲中女性形象研究

明清时期劝善书集中编撰,流布传播深远,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劝善思想文化运动。以“女四书”为代表的明清女教类善书在编撰和传播上出现新的形式,思想上传递出新的涵义,以德为本、孝贞节烈、因果报应等原则与观念影响着明清戏曲中女性形象的创作。精英阶层家庭的女性在箴规内则的教育外,接受了多元文化艺术教育。规训与觉醒的矛盾与调和鲜明地体现在明清传奇戏曲女性形象的塑造中。

清宫女官制度抉微

女官是封建宫廷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清宫在顺治时期仿照明制设立专职女官,自康熙朝开始女官则改为临时性择选,其发挥的作用远逊于明代,仅在皇室婚礼、册立皇后与册封后妃等典礼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这些女官主要在内务府三旗中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妻室中择选,若不能满足,亦会扩大至八旗。因女官不是专职,没有薪俸,所以内务府赏银和缎匹给参与典礼的女官,并承担相关费用。清宫女官的这种改变减少了宫中服役女子的数量并节减了宫中开支,同时还能减少对民间的干扰。总之,清宫女官只是对清宫典礼中承担具体事宜女性的泛称,是沿用前朝的称谓,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清末民初“自由女”谫论

清末民初,“自由女”话题开始频繁涌现于报刊、小说之中,成为颇具时代特色的性别符码。这一语词最早出现于广东地带,主要作为“女学生”的方言代称来使用,在其背后显示出该地女子教育之发达。而从清末到民初,原本立体多维的“自由女”概念体系,又历经渐趋窄化的嬗变过程,曲折反映了彼时“自由”学说逐步遭恶的社会生态。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书写的“自由女”与社会媒介报道中的“自由女”形象大体吻合,从而表现出社会媒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态势。

清代诗学的历史演进与诗社活动的实践价值

考察清代诗社诗学的历史演进,应将其与清代主流诗学的代变沿革统合观照。清代主流诗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对明代的反思总结及其对清代诗学格局的启创,第二阶段是叶燮与沈德潜以其“诗教极则”的主张使儒家诗道诗学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纪昀与袁枚诗学的迭次勃兴。在此代变视阈中观照清代诗社可以发现,清代诗社诗学意涵持续弱化。清代诗社大体分为搢绅士大夫诗社与布衣诗社。诗社活动在庙堂诗学与基层诗学交流融漾形成某一时期诗学氛围方面的历史作用有着独特的实践价值。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嘉兴明清女画家之名家考述

通过文献梳理,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明清时期嘉兴女画家进行分类,并对5位有代表性的名家生平、画作及流传进行考察,进而分析论述女画家的创作题材、绘画风格等。明清嘉兴女画家及其作品在今天仍闪耀着灼灼光华:一方面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事绘画创作,画作选题丰富、风格迥异;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她们有诸多联系的重要男性的支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清代中期女性身份新建构的开端——以严如熤家庭为中心

清代中期,女性社会角色认同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建构出了与传统女性稍稍有别的女性身份,包括女性的经济能力、家庭地位以及女德规范等内容。这些新建构非常隐秘,不易被识别,但是对于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变化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陕西兴安、汉中为官的严如熤及其家人,才有可能兴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也是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史的先河。

清代台湾地区开发史上的闽粤籍开台祖妈

明清以来,闽粤移民渡海迁徙台湾地区掀起多次热潮。在台湾地区移民历史研究中,对于女性移民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从闽粤台族谱资料中可见,清代统一台湾地区后各个历史时期,不仅有大量闽粤女性移民随男性迁徙台湾地区,成为唐山妈;也有许多闽粤女性单独带领子孙移民台湾地区,繁衍成族,成为开台祖妈,有的成为女性垦首。她们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艰辛,更果敢,呈现出一种坚忍不拔的特性,体现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的鲜明特色。从另一角度充分证明台湾地区流行的“有唐山公,无唐山妈”极端说法是错误的。

清代杭州诗画僧诗歌研究

清代杭州作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存在着一批能诗善画的诗画僧。根据清代画史画传、诗歌别集总集、诗话、寺志等文献中相关资料的整理,统计出杭州诗画僧群体的数量、常住寺庙、交游以及诗歌绘画创作概况。清代杭州诗画僧以诗画为缘,与当时名士品鉴唱和,形成了士僧交游的风气,沟通了佛教、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其诗画作品是佛教与文学艺术融合的产物。清代杭州诗画僧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交游唱和、写景咏物、题画均有涉及,艺术上常以佛理入诗,体现出诗画禅交融的审美特色。清代杭州诗画僧拓展了清代诗人集群的类别,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清诗的内容,同时也推进了杭州地域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