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冯友兰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观比较研究

对于魏晋玄学,冯友兰和汤用彤都对之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断,其学术贡献也为学界所称道。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有共同之处,都认为玄学受到汉末名学的影响,主要问题和代表人物基本一致,也都强调竹林玄学是对正始玄学的补充。不过,冯友兰和汤用彤在研究方法以及对玄学的界定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研究冯友兰和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观,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角度对魏晋玄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也会为我们了解近现代视域下的魏晋玄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浅析现代新儒学的知识化自安问题——从冯友兰、牟宗三对“儒学”的“哲学”界定说起

经由牟宗三的批评和随后而来的反批评,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学问分别被指为“脓包哲学”“癔症哲学”,现代新儒家“同室操戈”,本应作为“共识”的“儒学”似乎被弄丢不见了。不过究其实,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志于通过“讲道理”来为儒学在世界文明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用语言文字把传统儒学的那些“常道”合逻辑、合知识地表达出来以说服人,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义”,否则儒学在这个时代里便无法自安。在此共识下,牟宗三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教”的一个现代流露,冯友兰哲学是众多“知识性的学”中的一个现代成员,两者的差别就是“烟酒咖啡”与“菽粟布帛”的差别,虽不同,但却都是生活、生命之所需。有此生命、生活,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化便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而现代新儒学的未来也才真实可期。

论冯友兰家本位的孝道诠释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现代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孝文化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更是探寻当今全球老龄化问题出路的资源。冯友兰以“家本位”为视角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同情之了解”去看,传统孝文化是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背景下,以生命为出发点构成的循环往复的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日虽进入社会化发展,孝文化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总之,冯友兰以“家本位”诠释传统孝文化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反映,也是对今日治学者的鞭策,为今日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价值提供了基础,为现代社会孝养问题的发展与解决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新世训》对“忠恕”思想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始终是贯穿儒家文化的主线。而“为仁之方”的“忠恕”思想,则产生于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理解。《新世训》作为冯友兰“贞元六书”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指出了如何将圣人的人格平凡化,其中《行忠恕》一文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指明“忠恕”的含义:“尽己为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与传统儒者不同的是,冯友兰对儒家“忠恕”思想作了理性分析,肯定人的社会性,指出无论何种境界的人都可将“行忠恕”作为寻求生活之道,并将“忠恕”作为一种践行道德的方法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这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冯友兰“道中庸”析

冯友兰的“道中庸”从在共相层面“中庸”诠释出发,获得贯通形上形下的基础,从而使其关于人生境界学说具有了不同前人的特色。他采纳将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念相结合的思路,把中庸与群己之辩、义利之辩结合起来,体现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结合中西方哲学等努力,具有方法论与理论观念方面的启示意义。

冯友兰伦理思想的精神特质与理论旨趣

冯友兰是我国现代一位重要的伦理学家。与传统儒家伦理学将彰显理性自觉,追求精神、意义世界的理路建立在道德人性论基础上不同,冯友兰从理性人性论这一理论进路,建构了以理性主义为精神特质的伦理思想体系。开明人的理性精神并不是冯友兰伦理思想体系的最终归宿,其理论旨趣是期望人们运用理性,不断提高精神境界,最终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以妥善安顿自身。

从“讲哲学”看中国哲学——冯友兰的思想遗产

"讲哲学"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系统时言说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就哲学说"和"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两面。"就哲学说",又可分为"在哲学内讲哲学"和"在哲学外讲哲学",主要是谈哲学这门学问在学理上的独立性与存在上的合理性;至于"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则主要是"就民族说",指哲学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这个层面的"讲哲学",又是有"见"于"义理"的人(哲学家)能"接着讲"本民族尚未说清的"义理";"自己无见"的人(注释家)则并非"接着讲",而是对古人讲"义理"的语言进行"翻译"(如多数经注),也就是"照着讲"。从"讲哲学"的观点看,冯友兰眼中的中国哲学是一门"就民族说"而非"就哲学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学问。充分理解这一点,将使我们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并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更清晰的把握。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唯物史观取向

20世纪 3 0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的奔腾而入 ,直接影响和规定着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基本状貌。《中国哲学史》、《秦汉历史哲学》和《新事论》等文本共同凸显出冯友兰在哲学史观、史学观和文化观上的唯物史观取向。冯友兰在 3 0年代取法唯物史观这一事实 ,对我们审视以往的学术史及反思当下的学术语境有着深刻的启示。

“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的启示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对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有很深刻的启示,最重要的启示有三点:人不仅应对人类社会承担责任,而且应时宇宙承担责任;人类不应一味地征服自然,而应该顺应自然;人应有对世界神秘性的体验,对自然心存敬畏,做自然的守护者。

对冯友兰四组形而上学命题的分析和改进——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

冯友兰赞成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摈弃,但不赞成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摈弃。为此,他提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四组命题和相应的四个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冯友兰开创的这一语言分析的形而上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其论证尚有一些缺陷,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冯友兰的四组命题及其论证改进的关键措施是区分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让理、气、道体和大全存在于语言世界,从而把仅仅涉及语言世界的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实现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觉解”基础上的理性生活——冯友兰《新世训》“新生活方法”意蕴浅析

作为“新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训》对道德、理性与情感进行了细致的分殊;在此基础上,冯友兰主张个人应以理化情,避免不道德的行为。这样的“生活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提倡在“觉解”基础上过一种理性的生活。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

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入;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他们不仅是学校几乎所有事务的决策者,而且是执行者和监督者。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哲学视域中的生命教育——兼评冯友兰人生四境界说

长期以来,我国的青少年教育多流于功利主义,不断培养出这样那样的"人才",相对忽视了培养"人"本身。这种教育过分注重让人去符合各种行业标准,却失落了对生命本质及其意义的探寻。一方面,社会固然创造出巨额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出现厌世情绪,自杀率居高不下。从哲学高度引导青少年反思生存和死亡,体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已成为我国大中学校教育的重大课题。

试论冯友兰与唐君毅的道德观之异同——以《新原人》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为中心

冯友兰与唐君毅在相近时期先后完成道德哲学的著作《新原人》和《道德自我之建立》,冯友兰重视道德之理、社会规律和人的觉解,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之分;唐君毅关注心之本体的自觉,论述心能"超越现实自我限制"。冯友兰主张恶的根源在于颠倒了"真我"的主从次序,唐君毅强调人的自我陷溺。冯友兰和唐君毅皆承认超道德的领域,它又不离于日用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