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然一正”与郝经的“风雅”诗学——从《遗山墓铭》对元好问诗作的评价说起

“粹然一正”是元代批评家郝经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既是对元好问诗作的一种评价,也潜含于郝经其他诸篇诗论中,与风雅、雅正相关联,共同构成其对“风雅”诗学的传承与弘扬。面对金元战乱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文化救世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选择,郝经以宗经为本力倡“性情风雅”说,批评萎坠浮艳“尽有作为之工”的诗风,突出体现了元初北方之学以及诗文审美的变革。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经之道”与“史之迹”:清代中期的“风雅正变”论

自朱自清先生判分正变为“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学界关于正变的研究遂歧为两途,而不复措意于汉代以后的“风雅正变”之论说。“风雅正变”本为经学话语,它导源于《毛诗序》,至郑玄而具备规模,在内部构成上遵循着价值主导、史事证立的原则,由此导致了自身结构上的矛盾。清代中期是“汉学昌明”的时代,形成了以时世、美刺、声乐论说正变的多重进路,而表现出一种历史化的诠释倾向:或秉持史家的意识与立场以立论,或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取代宏大的叙事结构,或致力于揭示诗乐共存、以声为用的原初文化形态。在清代中期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调整以及经史观念的互动与重构中,“风雅正变”说所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渐由价值的依据转向事实的依据,从而呈现出从经之“道”到史之“迹”、从经学话语到历史话语转换的态势。

诗因湖作,湖因诗雅——莫愁湖棹歌与《莫愁湖风雅集》研究

历史上,南京莫愁湖曾是一方默默无闻的小湖,后经过多次大规模兴筑楼阁和修葺扩建,文人墨客们经常聚集于此,酬唱赋诗,莫愁湖逐渐声名鹊起,清乾隆时莫愁湖更被誉为“金陵第一名胜”。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宁知府李尧栋重修莫愁湖并发起诗歌唱和活动,袁枚、袁树、姚鼐等名家均有和诗,这是莫愁湖历史上第一次群体性诗歌创作活动,留下了大量佳作。

腰间的风雅

国宝简介:云纹五代银鎏金云纹腰带是一条非常精美简约的腰带。那一抹腰间的风雅,不仅束出了衣袍间的文明,还彰显出佩戴者尊贵的身份。这条腰带的样式和现代的皮带十分相近,体现了古人的服饰文化魅力。

合肥张氏:家风泽后世,风雅留人间

当漫步在合肥市桐城路边上的丁家巷时,映入人们眼帘的便是照片墙上张氏四姐妹风姿绰约的身影.张家,曾是合肥的四大家族之一,声名显赫.张家后代中,张氏四姐妹饮誉海内外,六个兄弟也在各领域中独领风骚,他们当时出生地——龙门巷,便在今丁家巷附近.

论“风雅”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日本人自古以来在审美情趣上和文学理念上都是追求“风雅”的。尽管“风雅”二字源自中国《诗经》里的“风”“雅”,体现了一种艺术情趣和创作精神,但是日本人却抛弃了原汉语所赋予“风雅”的核心意味,将其重新注入了符合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内容,即远离现实社会、政治,埋头于自然,顺从造化,追求“物我一如”,由此构成了日本人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这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在日本文学、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中都展露无遗,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是人间第一流”——《本事诗》的人物风雅与中国古典文评景观

孟启诗话视域下的人物风雅书写,可以归结为三点:一、人物“嘲戏”般的“幽默”建立在对人性底色的深切认知上,如颜延之的“嘲戏”,更能彰显不卑不亢的文人风雅;二、众美至情至性的背后,不得不面对命运被权力操控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才显得抗争更为可贵;三、孟启诗话品评的“平等”视域,更有助于呈现人物的风韵风雅。诗人、美人勇毅果敢的性情以及诗话品评者的“平等”视域,才是“本事批评”的特色,更是中国古典文评的景观。

《龙眠风雅》的编撰及其地方文化权威的建立

《龙眠风雅》是桐城学者潘江为了应对明末清初桐城人文昌盛,却文献缺失、地方失语的尴尬处境,而编撰的大型乡贤文献。清朝初期,桐城望族兴起,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龙眠风雅》“宽以收之,严以选之”的编选方式,满足了此时桐城家族“表彰父祖、显亲扬名”的情感需求,并具备“以备国史采之”的文化意义,所以受到乡族的广泛支持。清嘉道年间,因“汉学”的不断发展,桐城赖以生存的“宋学”理论传统遭到破坏,桐城文人的乡贤文献编撰目的开始由“表彰宗族”转向“地域认同”。《龙眠风雅》以乡人为收录主体,以弘扬地域文化为核心主旨,这种乡贤文献合集的编撰行为,顺应了嘉道时期桐城学者建立地域认同的现实需求。其“清真雅正”的选本理念,也始终未脱离桐城士人崇尚“宋学”的价值理论范围,最终奠定了《龙眠风雅》“堪为龙眠史志”的地方文化权威。

政治统合、制度重构与诗学合流——读杨亮《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

在元代空间统合与族群互动的背景下,翰林国史院文士以馆阁之笔记录当朝文物、书写风雅盛世、叙述一时心曲,不仅形成了有元一代雅正复古的盛世诗学话语,也为后世提供了观察元代知识精英跨地域、跨群际互动的重要切入点。杨亮的《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把握住这一点,探讨了元代文士群体的交流活动及其与元诗发展进程的关系,本文旨在概述并评价其著作中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期推动对元诗价值的重新审视。

从宋代绘画看文人士大夫的风雅之气

宋代盛行以儒释道为主的时代思想,其与文人画的审美精神有着内在联系,也对宋代的文人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儒释道思想就是宋代风雅之气的体现。受儒学影响的宋代文人画推崇平淡天真的风格,尤其以米芾和苏轼为代表,注重追求绘画的象征含义和精神追求。因此,本文以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为切入点,对宋代文人画进行概述,结合仕途经历对宋代文人画家的影响,阐明儒释道思想在宋代文人绘画中的体现,探讨宋代盛行思想与风雅之气的关系。

奏响风雅三部曲 打造诗路“精华地”

在万年文明的荷花山遗址、“遍地龙游”的商帮文化、汇聚古今的湖镇中,探寻风雅龙游之奥秘,作为浙江历史上建县最早的13个县之一,龙游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貌完整、山水隽秀,素有“儒风甲于一郡,人才遍及中华”之美誉。近年来,龙游奏响挖掘诗路文化、打造诗路景观、落地诗路产业“三部曲”,不断放大“万年文明、千年古城、百年商帮”的历史积淀新优势,赋予这座浙西小县城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

刘姥姥风雅解构记

在一个远离城镇的乡村,住着刘姥姥一家。刘姥姥早年丧夫,靠着女婿过活,不过接近年关,家里却什么也置办不起。刘姥姥想到女婿家祖上和一个显贵的贾家联过姻,决定带着孙子去“打秋风”(通过和有钱人攀关系获得财物资助),挣点钱回来过年。

大木康著《晚明风雅》出版

作为郑培凯教授主编的“坐看云起”系列专著之一,大木康教授所著《晚明风雅》于2022年7月由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题为“晚明风雅”,意在论述晚明文学的风雅实况。据作者自述,书题的“风雅”一词是基于《诗经》中的“风”“雅”之意,“风”是用于教化、讽刺的民间通俗作品,“雅”是反映王室政治成败得失的宫廷高雅作品,由此引申开来,叙述作者个人对于晚明时期有关通俗文学和文人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风雅比兴”: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精神

中国诗学的核心精神可用“风雅比兴”来概括。这种精神传统由《诗经》奠定,由杜甫、白居易夯实。本文就“风雅”“比兴”基本内涵分别作了简要探讨。“风雅”标示着诗性生命的内核,“比兴”则作为显示这一内核的常见形态与手段,它从属于诗的内在精神,而亦进入诗的性能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本文考察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之利弊得失。

风雅唐模

去唐模是在一个初秋的早晨。微雨中的古村俨然水墨,看村,便是赏画,也是入画。唐模在黄山市徽州区,是唐朝越国公汪华的祖辈所建。当汪华后裔回到徽州时,盛唐已逝,本着慎终追远之意,汪氏子孙仍按盛唐风范建村,并以“唐模”名之。宽阔洁净的麻条石在脚下静静延伸,串联起过去和现在。村口小池塘里,秋荷仍有绰约风姿。绿叶红花,卷舒开合,清鲜明净一如这雨后早晨的空气。

浙菜,风雅端庄有文化

浙江一带,素来有“鱼米之乡”“人间天堂”的别称,也是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地方。因此浙菜多少带点书生气,文化内涵颇高,味道上注重本味,制作精细,独有一种风雅之感。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