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其倬治滇吏治思想初探

吏治的整顿是中国古代贤明的封建君主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不同的帝王和官吏 ,其思想、措施及效果各不相同。作为多民族边疆地区的云南 ,从汉唐以来 ,就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羁縻统治 ,元明清王朝实行土流并治的政策 ,从而造成了两套不同的官吏体系 ,不仅中央王朝形成了一套管理流官和土官的不同措施 ,历代治滇的最高官员也在施政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吏治思想。在清代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治滇的吏治思想在其中较有典型性 。

民国时期上海码头的封建把持与政府调控

民国时期,上海码头与武汉码头都出现了外商殖民势力、封建把头势力以及政府调控势力三方博弈的局面,却因为地缘关系不同而出现了迥然而异的结果:在上海形成了"洋商-买办-包头"相结合的三层包工制管理模式;在武汉则封建把头势力独大欺上压下。然而不论武汉政府的积极行政,还是上海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前两者的强势之下,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西汉刺史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

西汉刺史制度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中国古代监察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维护中央权威、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形成过程而言,西汉刺史制度大致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孕育阶段——高祖到恵帝时期;确立阶段——文帝到景帝时期;成熟阶段——武帝时期;异化阶段——成帝到哀帝时期。刺史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近代数学研究落后的社会原因

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生产力发展状况，得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包括数学研究落后的社会原因．

论春秋政治礼俗背景下的“诸侯自主诗乐”

宗周礼乐文明对地方诸侯有强大的典范作用。西周时期,诸侯国得到王朝的"赐乐""颁诗",并未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诗乐。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政治礼俗环境下,开始通过"特制"和"采录"两种渠道创制"诸侯自主的诗乐",以符合本国典礼歌唱和娱乐审美的需要。在这一礼俗环境和诗乐机制下,春秋诸侯诗乐并不局限于讽谏的功能目的,因此,传统有关《国风》"乱诗""淫诗"的政治道德性评价也值得驳正。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 ,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 ,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 ,反礼教蔚然成风 ,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 ,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 ,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

从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 ,受“神道设教”实用主义宗教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宗教作为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工具。宗教主要被用于销蚀人民的反抗意识、神化自身统治、调处民族关系。

管子和他的宏观调控理论

管子经济思想中有关宏观调控的内容是其经济理论中最具有闪光点的部分。管子的宏观调控理念受特殊的时代环境影响,同时也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他的这些观点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若从现代的视角来评判,管子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范围内宏观经济理论的先驱。

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

普庵信仰根源于江西宜春,在明清时期向南方诸省扩散,形成了普庵神信仰圈。在普庵信仰民间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府、乡绅成为普庵信仰传播的推力,封建王朝对其也屡屡进行加封,普庵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而普庵信仰之所以被国家崇祀并成为国家正祀,正源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功能:道德教化、安稳社会秩序。

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

汉武帝为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图谋通过对郡县的支配而扩大其统治领域并深化其支配。所以随着对周边民族的征服,紧接着设置边郡,从而对那些在习俗、语言、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具有异质文化性格的异民族,同样贯彻其郡县方式的支配。但是对边境地区的郡县支配具有一定的限界性。所以需要并行某种能够克服郡县支配的限界,更有效律地统治边境地区的手段,导入能使边境地区'移风易俗'的制度,即需要将重点放在通过郡县学传播及儒教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