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延安时期少捕、慎押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保护劳动力的客观需求、先进的革命政治理念与边区法制人物的积极推动,是延安时期产生少捕、慎押司法观念的主要因素。陕甘宁边区以形式灵活的立法确立了少捕、慎押的法律规范,并通过严格逮捕程序、明确羁押要件、推动刑事和解等方式,有效降低刑事羁押人数,形成了少捕、慎押的红色司法经验。当代刑事司法中应当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契合社会需求,完善不捕、不押后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程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行稳致远。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论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司法生态,适应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构变化,落实人权保障、审慎用权的要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救济,有利于及时恢复被羁押人正常的权利状态,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性。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的构建需要从审查程序的内容、标准、责任、构造等方面着手,精准把握、统一适用审查羁押措施的条件,以社会危险性为标准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可量化审查,转变既往的错误办案观念,构建正确羁押观。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首先要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充分认识该政策对改变长久以来办案习惯和转变传统司法理念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厘清少捕、慎诉、慎押的适用条件,做到区分不同案情灵活适用,防止僵化运用。此外,对于刑事执法司法过程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遇到的实践困境和难点,比如思想认识不到位,“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危险性判断缺乏客观认定标准等问题,要结合实践对应检视,找出行而有效的举措,破除办案理念陈旧等制约因素,真正做到“不破不立”,从而助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轻轻重重”的办案要求,实现“司法为民”的办案效果。

国家介入的修复: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运行逻辑

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有利于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助于提升司法为民的水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但在执行中也存在无法全面保障被害人权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风险。刑事赔偿保证金制度代表了一种国家介入修复的司法模式,其实质是将被追诉人事后积极补救的修复行为融入到社会危险性评价中,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从宽激励保障修复行为的履行。由于制度目标存在差异,赔偿保证金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制度是紧密联系但相对独立的关系。应当合理设定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确立风险评估机制、提存支取机制与促进双方和解机制,以实现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并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

“少捕慎诉慎押”的体制动力与机制障碍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涉及对个案中的逮捕、起诉和羁押条件进行裁量处理,而这些条件的制度基础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行时就已成型。近年来之所以主动调整,体制层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呼吁更加谦抑的刑事政策,二是科技发展为减少口供依赖、强化取保监管提供了条件,三是检察机关在2018年修宪后主动寻求扩大在刑事程序中的话语权。但在机制层面,应充分认识到“少捕慎诉慎押”与实践中追求认罪认罚、退赔与和解、成功起诉等目标常有冲突,且天然潜藏廉政风险,当前依赖目标考核的推进机制也不无缺陷。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落实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对少年司法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应当系统性地控制批准逮捕率、提升相对不诉率、降低审前羁押率,切实强化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人权保障。一般只对造成重伤以上人身损害后果、强奸、绑架,或者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批准逮捕。对于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如果在“未成年人”“坦白”“认罪认罚”之外,还存在其他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一般应当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对于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如果具有“自首”等法定免除处罚事由,也可视情形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应当从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角度适用“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坚持动态化评估社会危险性,出现新的事实、证据或者量刑情节,导致案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及时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认罪认罚对审前羁押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盗窃与故意伤害案件裁判文书的比较

分析认罪认罚从宽正式运行后某基层法院作出的5104份盗窃罪判决与1350份故意伤害罪判决发现,认罪认罚案件整体羁押率低于非认罪认罚案件,但不同罪名羁押率降幅存在差异;认罪认罚逮捕转取保候审的案件比例高于非认罪认罚案件,但强制措施转化的总体适用率不高。抽样分析结果表明,认罪认罚案件拘留羁押期限较非认罪认罚案件变化不明显,部分认罪认罚案件的拘留时长甚至超过非认罪认罚案件;认罪认罚案件的逮捕羁押时长明显低于非认罪认罚案件。剖析其成因,主要缘于认罪认罚仅作为羁押必要性考量的“末位”因素、拘留功能与定位发生“异化”以及审前羁押时长高度依附于办案期限。为完善认罪认罚下审前羁押适用,应确立“双阶层”的逮捕必要性判断标准,恢复拘留的紧急到案功能,构建认罪案件“非羁押化”的制度体系。

践行少捕慎诉慎押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中国实践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源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源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及少捕、少杀、少管制政策。推行这一政策,对于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地检察机关转变观念,提高检察官素质,发布地方司法文件,全面把握逮捕条件尤其是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遵循逮捕程序尤其是强化公安机关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证明责任,探索通过赔偿保证金提存等方式创造不捕的机会,探索逮捕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和不捕说理等办案社会效果保障机制,切实降低了批捕率,实现了少捕。各地检察机关还采取多种方式,凝聚推进非羁押诉讼的共识,提升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质量,增强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到案的效果,促使公安机关自觉践行非羁押诉讼,免除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后顾之忧。通过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大幅度扭转了一押到底的局面,减少了不必要的继续羁押。

“少捕”的实践与纾困

作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入口”,“少捕”对于在审前阶段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最终落地“少捕”的政策目标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支撑:《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始终秉持着从严把握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态度;甚至可以说,积极刑法观的落地同样要求减少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回应犯罪治理结构的轻罪、微罪化。近十年来,我国审前羁押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但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该数字仍存在较大下降空间;且“捕后轻刑”的现象多发,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新情况。阻碍“少捕”实践推进的直接障碍是对逮捕适用要件的把握存在偏差,且产生此种阻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观念的缺位与制度的掣肘。需对此二者进行细致分析方能进一步扎实推进少捕政策的落实。

公安机关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中的角色及适用

“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工作理念上升至刑事司法政策,是实现强制措施诉讼保障功能回归和人权保障功能深化的必然要求。该政策从检察机关工作理念中形成,职能分工不同的其他机关如未能消化理解而直接套用或被动接受,则可能导致政策效能低下的尴尬处境。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政策理念系统化、全面化的推行者。作为提请逮捕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应是该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协作者和实干者。在适用该刑事政策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在相关环节与检察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行动协同、结果互认。

不诉案件少捕问题研究--基于207份不起诉决定书的分析

近二十年来,我国重罪案件以及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连年下降。2020年开始,最高检力推“少捕慎诉慎押”理念,逮捕和起诉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在大量最终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已不再适用逮捕措施。与起诉案件相比,最终不起诉的轻伤害案件性质大多更为轻缓,但逮捕率却依旧较高,进一步降低逮捕率需要从此类轻罪案件入手,摒弃“构罪即捕”“有罪必诉”的理念。通过对207份故意伤害罪不起诉决定书的分析,得出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谅解等因素对判断是否适用逮捕措施影响显著,但过度重视赔偿等因素对逮捕的影响,其合理性存在疑问。应通过提高认罪认罚案件中“少捕”力度,及时变更强制措施、理性看待赔偿因素以及消除对逮捕要件的误解等,以达到贯彻与完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目的。

少捕慎诉慎押视野下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的重要探索,而社会危险性作为审查逮捕的核心要件,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决定执行过程中很难直接实现其预定功能,如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缺乏客观标准,现行的社会危险性评估项目仍需考量,证据审查的重要性待提高、辩方参与的力度不足等。应当通过明确判断标准、完善量化评估体系,加大证据的报送力度、加强辩方参与等方式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式的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适用分析——以帮信罪为样本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被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以来,不捕率、不诉率、羁押率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利用网络实施刑事犯罪高发。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检察机关推动网络空间安全清朗的重点之一,在办案过程中适用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是全面落实该政策的重要体现。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仍存在司法机关对逮捕条件把握情况不统一、相对不起诉的要件判断缺乏实质出罪思维、检察机关落实羁押期限控制乏力等问题。要把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到实处,应当细化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审查、给予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充分空间、构建羁押–刑罚相当性为核心的羁押审查机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颂系”法律文化传统

“颂系”法律文化传统是传统德治观念引导刑事强制措施的结果。其起于汉初,盛于唐宋,延至明清,既表现为通过对涉罪轻重、官贵身份、生理弱势等因素的权衡,构建出宽严有等的强制措施规范制度;也表现为对“个人利益-农本经济-社会秩序-政权稳定”递进逻辑的思量,做出因时施恩的诏令。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是古人在强制措施适用上慎刑的体现,也是古人在面对矛盾交错、灾异多发时,加强德治观念在强制措施领域的渗透以追求社会实效的思维体现。该传统影响至今,表现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下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为强制措施司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历史警示。

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内涵诠释与路径展望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出台有着三重生成逻辑: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贯彻,在实践逻辑上是对刑事司法领域改革探索的总结提炼。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政策内涵进行创新诠释,首先应将“少捕”理解为是公检法的共同任务,在报捕、批捕和决定逮捕每个环节都应尽职守则、协力配合,并将“少捕”从轻罪延展到部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其次,明确“慎诉”的适用对象既有自然人犯罪还有单位犯罪,从立法修订和司法指引多个层面激活起诉裁量权的各种行使方式,并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慎用抗诉权;最后,落实“慎押”政策除做好羁押必要性审查,还应对拘留后羁押做好监督,同时将“慎押”中的“押”扩张解释为未决羁押和已决羁押,分别与“少捕”和“慎诉”呼应,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人权司法保障。为了实现政策的落实落地,须从观念、制度、机制三重路径作出努力,做好从治罪到治理、从关人到管人、从专识到共识的观念转变,建立完善听证制度、合规不起诉制度和羁押替代制度,优化革新绩效考核机制、捕诉押必要性审查量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