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之“最高虚构”解读

华莱士·史蒂文斯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诗坛最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之一。《最高虚构笔记》(Notes toward a Supreme Fiction)通常被认为是他有关诗歌本质探索的最伟大诗作。诗人在其中探讨了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最高虚构”(Supreme Fiction)的诗歌创作理念。该理念不仅指引了他终生的诗歌创作,也对后世其他诗人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该文拟结合史蒂文斯的艺术创作经历,从“第一观念”与“最高虚构”的关系、诗歌变化本质对“最高虚构”的影响,以及史蒂文斯有关“诗人作为最高虚构创造者”的诗人概念等角度,结合《最高虚构笔记》中诗歌对“最高虚构”理论进行解读,以期更好地理解史蒂文斯的诗歌理念和创作实践,并为人们通过诗歌“最高虚构”为现实世界赋予秩序与意义的尝试提供一些灵感。

晚清理论类“小说话”与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小说批评的重要方式之一,晚清理论类"小说话"的品评重点逐渐转移到对文本内容、人物塑造、审美趣味、社会功用等小说本身要素的探讨。而且在突出"直觉体悟"的同时,已尝试对小说批评进行理论思索与体系建构;尤其是,基于近代时势背景,对小说创作及批评与人学的关系、小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人之价值的展现以及从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进行小说内涵规范等的探索,使得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呈现出强烈的介入特征、批判色彩及意图鲜明的目的性,对中国小说批评向现代转型作了诸多有益探索。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法律拟制抑或注意规定——“暴力袭警”条款之法律属性辨析

"暴力袭警"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两种解读,前者认为,暴力袭警从重处罚的依据在于警察作为暴力实施对象的特殊身份;后者认为,从重的依据在于"暴力袭击"这一妨害公务的行为手段,突出警察身份只是迫于袭警案件多发的社会现状而作的立法宣示。经对该条款立法背景、文本涵义的分析,该条款的设置仅仅是通过在立法中将"袭警"明确列举出来以实现一般预防目的,因而注意规定的解读更符合立法原意。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司法实践中对"暴力袭击"应作相对严格的认定,只有具有主动性、攻击性的暴力才能认定为袭击,为了摆脱警察控制而实施的不具有攻击性的轻微暴力则不能构成。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污化与同情:明清文献所载女巫的二元特征

女巫又称师婆、巫女、巫婆,扮演着神界与人界的沟通者。相较于男巫而言,明清传统社会中女巫的分布地域更广,从业人数更多,也更深入民众生活。女巫在明清地方志、小说及文人笔记中的描述中多是被污名化的形象,她们装神弄鬼、欺骗财物,蛊惑人心、聚众起事,某种意义上讲,主流社会对她们的排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通过分析明清士大夫文献,可探出部分士绅亦出现了对其同情的态度,更有甚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其评价反复变化。文献中对女巫的矛盾记载,看似二元悖论,实则含义深刻,反映了明清时期大、小传统之间对于女巫这一特殊群体评判的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刑法适用——以立法推定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极为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因为对立法精神的解读存在偏差。该规定既非法律拟制,也非注意规定,而是可反驳的立法推定。其意旨在于,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减轻犯罪检控的证明负担,并实现严密刑事法网之效果。这一立法推定应全面适用于主观罪过、因果关系和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应基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确立推定规则和反证标准。

论刘永济的说部流别研究

刘永济的小说研究成果,名为《说部流别》,而他对不同流别之小说的研究,也始终贯彻了一个原则:尊重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考察。对于"两汉六朝杂记小说"、"唐代短篇小说"和"宋元以来章回小说",他分别借鉴了班固、纪昀所倡立的子部小说尺度、洪迈等人"唐人小说""与诗律同称一代之奇"的视角以及耐得翁、郎瑛以来诸多通俗小说行家的理论。刘永济不盲从一家,不拘泥一隅,表现出一个现代学者的通达和气度。而他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对于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他对小说作品做出准确的评鉴,其成果因而见解不俗,特点鲜明。

论《火星游记》对“大同社会”的想象

《火星游记》是民国时期文实权创作的一部科幻乌托邦小说,也极有可能是中国本土最早的火星题材小说。在民国社会动荡以及西方天文学知识东传的背景下,作者仍然希望延续晚清乌托邦文学的模式激发国人向往新文明的热情,把火星社会想象成一个完全公有、人人平等、科技发达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的描绘是近代大同思想潮流的延续,也是作者基于佛教立场的想象。

《阅微草堂笔记》文体辨析

我国传统小说追求真实,而西方小说则要求虚构。《阅微草堂笔记》是传统小说,现在用西方的小说观来衡量、评价它,对它有失公允。应该把我国古代"小说"中符合传统小说观的作品和符合西方小说观的作品加以区分,并给以不同的称谓和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论《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的性质

关于《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的性质,理论上存在着"转化犯说"、"注意规定说"与"法律拟制说"的对立。但是,"转化犯说"既没有对非法拘禁案件中的暴力进行合理的区分,也没有区分行为人对造成被害人伤残、死亡结果的心态,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粗糙。"注意规定说"将"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解释为"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害、死亡",但是其根据并不充分;没有对非法拘禁案件中的暴力进行合理的区分;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吸收之前已经成立的非法拘禁罪,而不进行数罪并罚,缺乏理论根据。"法律拟制说"能够有效地适应社会需要,但是对法益理论和构成要件理论造成严重冲击,并且难以反驳涉嫌重刑主义和结果责任的指斥;从程序法的角度看,尽管简化了思维过程,但是也可能不当地减轻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和法官的判决说理义务。只有将《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理解为"注意规定加法律拟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其人

清乾隆时期著名的学术领袖纪昀具有极高的学识和修养,其巨著《阅微草堂笔记》是一本文言笔记小说集,乃晚年发抒情志、劝善惩恶、针砭世风的消闲之作,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颇富研究价值。其中凝聚了纪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以及多方面的思想,如经学观、鬼神观、女性观和小说观等,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搜神记》的归类看古代目录学的小说观

《世说新语》是杂记体,而《搜神记》则是杂传体,所以《隋书·经籍志》把《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类,却把《搜神记》归入史部杂传类。唐代以后对历史的要求日益严格,来自民间传说的内容不再进入史部,从此《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一起被归入子部小说类。传统目录学将小说定位为以约略梗概的方式记载民间传说,《搜神记》被归入小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等才是最正宗的古代目录学小说。

古代小说与早期诗话关系概说

诗话作为中国文论的一种独特样式,形式灵活,内容丰富。自宋代欧阳修从名称上将诗话与小说划清界限后,诗话逐渐摆脱了小说这一母体,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但早期诗话仍"论诗及事",以"资闲谈"为宗,风格与轶事小说十分接近,难以对二者进行明确界定。古代小说与早期诗话的关系之所以错综复杂,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模糊、内容驳杂以及诗话从魏晋以来在形式与内容上对轶事小说的继承有着直接关系。

解弢《小说话》与民初小说批评的演进

解弢的《小说话》是第一部单行本小说话,在民初小说批评史上地位特殊,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小说话》超越当时常见的社会批评风气,其中关于小说技法方面的讨论别树一帜,多本色当行之论。它虽以传统话体形式编著而成,但其中关于小说演进的见解对于当今的小说史撰写仍有参考价值。此外,其中的中西小说比较批评目光锐利而又议论透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也具借鉴意义。《小说话》的开创性及其理论建树,昭示着传统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纪初依然葆有蓬勃的生命力。

《夹边沟记事》的文体意识与历史叙事策略

《夹边沟记事》以其纪实性和非虚构性特征成功实现了对历史真实的逼近,在文学观、美学观、价值观、历史观上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世纪中国小说叙事范式的转型。本论文以《夹边沟记事》为研究支点,以"非虚构"作为切入点,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非虚构"性特征,辨析其与"纪实"之间的异同。且从文学生产体系、知识生产机制观察新世纪小说叙事立场与文学旨归的位移;从文学/历史、文学性/历史性、虚构/真实的处理方式上,发现文学历史叙事的新理念、新方法;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中,探索背后的小历史观之于文学认知的影响。

论《金楼子》“兼备众体”的著述性质

萧绎的《金楼子》曾在学术史上备受“稗贩”与“类书”的讥评,但将《金楼子》与类书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主题还是文本的整合方式,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金楼子》的记事部分更接近小说,而抄撮前代典籍与议论的部分,则可能是萧绎的读书笔记。与其将《金楼子》视作一部杂钞之作,不如说《金楼子》是一部“兼备众体”的子书。萧绎用灵活多样的写作方式,解构了先秦诸子以来子书以“立言”为主的著述方式。

《隋唐演义》素材来源再探

《隋唐演义》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缀集"、加工而成的,其中唐宋时期的文言小说、野史笔记是《隋唐演义》十分重要的一个素材来源。褚人获借用卢肇《逸史》中的"再世姻缘"故事,以此"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将来自不同渠道的"零星"素材贯串起来,使全书前后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褚人获还从唐宋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和野史笔记中采撷了大量的"奇趣雅韵之事",既丰富了作品内容,也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