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时代风潮把握发展脉搏——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与传承启示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久唱不衰、影响深远的经典歌曲,它的创作与传承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迪。卓越的艺术家都非常善于捕捉创作灵感,是否能够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引领时代发展的风潮,是一位艺术家是否能够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伟大作品的重要前提。《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沃土,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引领时代风潮、把握发展脉搏、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时代精神与永恒价值共同塑造的艺术经典。

记忆之场:《东京梦华录》空间美学建构

《东京梦华录》将记忆与空间联系在一起,作者孟元老试图通过记忆再现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真实的情感依附在碎片化的记忆空间之中,建构出北宋遗民的记忆之场。通过对《东京梦华录》空间元素的分析,归纳出其中蕴含的美学特点。整理空间与记忆的关系,并强调了记忆在当代空间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视野中“field work”的概念认知——对周代“采风”制度及1990年以来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思考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石,没有前者就无所谓后者。但学界在"田野工作"这一概念的使用与认知方面,颇有些混乱。总结梳理此领域20年间的重要文论,结合周代的"采风"制度,对其进行定量性的统计与梳理。以期揭示"field work"一词在不同表层概念中的深层文化内涵,统一学界的概念使用与认知,建立相对一致的话语文本。

南北山歌及其美学透视

山歌比较全面的意思应该是“山水之歌”,是与人们的饮食起居的生活区有一定距离的山野、户外之曲,是一种在比较开阔的地理空间演唱的歌曲。山歌音调比较高亢,节奏比较自由,情感极为真挚。山歌分一般山歌、田秧山歌和放牧山歌。一般山歌主要分布在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云贵高原,北方山歌险峻崇高、粗犷豪放,南方山歌开放回荡、仁厚柔美;田秧山歌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是集体劳动时表演的,以讲故事为主,具有集体性、群众性和即兴性;放牧山歌主要分布在我国草原、牧场、坝子、江河边和山坡的草地等适合放牧的地方,气息悠长、节奏宽广、旋律优美,北方更大气,南方更灵活。

场域与象征: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视角

运用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和无结构访谈等方式,对宋江阵在不同仪式场域的演武文化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乡土宗教祭祀场域中,宋江阵演武文化被视为勇武本质的象征;在村落宗族或族群祭祀场域中,宋江阵演武文化表达族人对英雄祖先的尊崇;在地方庆典活动中,宋江阵演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与象征。这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与展演场域的相互融合使其被赋予多样化的象征寓意,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新的元素,体现社会发展需要与自我完善需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正确看待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矛盾对立统一问题,顺势而为方为解决问题之道。

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曲创作研究

新四军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专门成立了战地服务团,配合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创作抗战歌曲、开展歌咏活动是战地服务团的重要工作之一,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创作的大量歌曲,不仅提高了军民士气、丰富了民众生活,也弥补了抗战史上没有原创歌曲的缺憾,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创制、凝视与在场: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阶段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云南白族民歌研究既与特殊的历史机缘、扎实的田野实践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方针、国家导向密切相关,又与研究视野的转换紧密相连,忠实原境和还原情境逐渐成为21世纪云南白族民歌研究的话语导向。云南白族民歌研究也从材料积累向理论创新、集体创制向个性化阐释、文献文本向境域化方向突进,在此基础上,梳理和归纳云南白族民歌各阶段的研究态势和样貌,成为我们理解云南白族民歌的内在肌理和探析云南少数民族民歌研究新路向的关键。

北宋淤田司的设置与管理

北宋淤田司的设置,促进了全国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淤田司是熙宁变法时期设置的临时机构,其兴衰伴随王安石政治命运的起落。北宋时期淤田法在积累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淤田活动在改善土地盐碱化问题、增加国家赋税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北宋淤田司的设置及淤田法的推行,对当今黄河水患治理、黄河水利资源的利用乃至盐碱地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湖北田歌结构的地理分布——地理信息系统(GIS)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初步尝试

文章以1267首湖北田歌为研究对象,在对其结构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这一自然科学研究媒介,从"共时"角度,将不同结构类型的湖北田歌置于其生存的地理空间进行分类考察。

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飞地文化”--海门山歌及其展衍的社会发生源与认同维度

海门山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缘起于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部分吴语系移民的相关社会行为。其源头则可上溯至“六朝四学”返照的“子夜吴歌”及其多样性人文景观。无论是先期自各地迁徙至海门一带的通东人,抑或是后来跨江北上的江南移民,人们通过“海门山歌”之社会发生源与认同维度,融汇于“江海平原”的历史与现实,早已殊途同归,伯仲难分。

吴头楚尾田歌情——江苏镇江丹徒田歌艺术研究

江苏丹徒地处"吴头楚尾",当地农民劳动伴歌,已为习俗。丹徒田歌可追溯至7000年前,是劳动人民创作的民间音乐的活化石。今天的丹徒田歌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发展,形成了格调清新、风格多样、语言简洁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的艺术特色。其音韵、旋律既有吴文化的柔美,又有楚文化的豪放,独树一帜。

湖北田歌旋律音调三声韵构成研究

文章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中辑录的287首主煞型田歌为研究对象,立足旋律微观结构分析理论,通过对"声韵"、"声韵型"等概念的阐释以及三声韵命名、分类、形态、特征的探究,拟构建以三声韵结构为基础的民歌三声腔分析实践体系,以期达到从细部了解田歌这一古老民歌品种的旋律构成情况并及探索其规律之目的。

宋代的墓田

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宋代的墓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墓田的位置通常在村庄附近;主要是分家的时候专门留出的,也有少量后人追加的;规模为几亩或几十亩,超过百亩的很少;通常采用长房专管或各房轮流管理的使用方式;墓田的所有权具有牢固性特征;宋代墓田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是家族组织的变化决定的。

贵池民歌田野调查与现状分析

贵池民歌历史悠久,是具有浓厚传统乡土地域特色的汉族方言民歌,虽被入选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社会的关注和学术研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文章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与现状分析,来认知贵池民歌存在意义与价值,引发大众对地方文化自觉的实现、地方文化自信的提升和地方文化实力的增强。

嵩山地区“普通地质学”野外实践教学改革

野外实践是"普通地质学"课程的重要的教学环节。基于野外教学的特异性分析,提出了"室外不够室内补,内外兼修互成辅"的实践教学原则,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依托,在实践基地建设的深入与外延、实践技能训练方式上做出调整,同时将过去的认知型为主改变为以探索型为主的野外教学方式,提高了野外地质实践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也进一步完善了野外地质实践教学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风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

杨荫浏带领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从事的一系列民间音乐考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为中国音乐学积累了第一批研究型考察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和方法今天依然适用,总结经验并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讨论相互比照,将会提升今天的学术眼界。

广西兴安贺郎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内涵探析——兴安贺郎歌系列研究之一

贺郎歌是流行于广西桂林兴安县城乡,人们祝贺新郎娶亲并大闹洞房时咏唱的民间歌谣,是一种集文学、歌、舞、表演、礼仪于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贺郎仪式分"贺郎"、"移花"、"送郎"三大部分,各个部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桂北地区的婚俗礼仪、歌唱习俗以及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场域理论视域下王安忆《长恨歌》上海书写的英译传播探析

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基于该理论三大基本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首先探析文学场域内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惯习形成及其场域资本的积累,然后重点论述其代表作《长恨歌》的英译者白睿文翻译场域内的惯习形成和资本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长恨歌》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长恨歌》上海书写的翻译、出版和传播过程始终伴随着场域参与者如译者、作者、学者、书评家、出版社之间场域利益的争斗和协调;其次,在此过程中译者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基于自身惯习和资本,坚持原著精神,运用异化翻译策略,执着地在译文中表现上海地域文化,同时拒绝市场的媚俗,最终成就了原文本中上海书写的成功翻译和传播。

墓田上诉:一项南宋民间诉讼类型的考察

根据争讼标的不同,南宋社会中与墓地相关的上诉案件可大致分为侵占坟地所致争讼、墓祭田争讼、围绕墓地林木的争讼和与典卖田地山林相关的墓田争讼四种情形。透过这些案件,可以初步认识南宋墓田争讼繁多的缘由,并进而把握南宋民间诉讼的特点。

唐至元时黄土高原腹地植被变迁

泾洛流域居黄土高原腹地,唐宋金时期,随着气候变冷变干,加之人为屯田开发,使原来这一地区的山地森林植被减少,旱生草类和泾洛上游农田植被增加。元代虽在关中和陇东屯田,但农田植被不如前代面积广大,而草地植被有所增加。明了黄土高原腹地植被的变迁,窥斑见豹,对今天恢复这一地区的植被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