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和防范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损害国家机关形象 ,而且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应当正确把握其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为了有效防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必须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强廉政建设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抗腐蚀能力 ,加强监督 ,加大对充当黑社会“保护伞”

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综述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沟通与合作。会议围绕着中国大陆、中国港台、美国、俄国、日本和加拿大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策六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及打击对策研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形式更新快、滋生周期短,软暴力倾向明显、利益攫取领域蔓延、政治领域渗透加剧、多种犯罪合流、由弱转黑现象凸显等特点,与此同时由于思想认识的不同、法律规定的粗放、保护伞的存在、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打黑除恶工作中存在多重障碍。立法先行是打黑的必要前提,各部门形成联动、工作机制的完善、情报信息的获取等是打黑除恶工作持续深入的有效保障。

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所以产生并一度呈高发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的驱使,又是旧中国黑社会犯罪的沉渣泛起;既有黄赌毒及封建帮会文化的影响,又有犯罪分子个人的主观原因;既有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又与转型时期社会控制机制不完善、反黑立法滞后及个别地方打击不力有关。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才导致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产生与蔓延。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的保护法益应当是一种社会法益,而非作为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的个人法益。本罪的组织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包括一切能够确立和保持行为人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意思支配关系的行为方式。在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上,本罪并非刑法理论中的必要的共同犯罪,而属于一种任意的共同犯罪,因此,在本罪共同犯罪中应当注意组织犯与实行犯的区分。此外,也不能将犯罪集团与本罪中犯罪人纠集未成年人所形成的违法团伙相混同。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创制的法律名词,认定某犯罪集团是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完全具备“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属性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从本质来看,应该属于黑社会组织范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高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从渊源和属性上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是由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流氓恶势力和帮会组织构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疑难问题新探

《刑法》第2 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刑法规定是非常有利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即: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恐怖组织、普通犯罪行为,怎样正确认定入境发展、包庇、纵容犯罪行为。对上述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探析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既具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的因素,也具备一些区域性文化元素。归根结底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作为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主流文化、反社会的极端越轨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体现为群体性的有组织犯罪亚文化,它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中国社会中存在有组织犯罪的亚文化;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有组织犯罪中的个人和组织群体也存在有组织犯罪亚文化。

论片面组织犯

片面组织犯是指在实行犯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组织、指挥、策划其犯罪行为的组织犯。组织犯的不同存在范围,制约着片面组织犯的存在与否。组织犯只能存在于犯罪集团中。如果行为人用暗示的方法组织的犯罪集团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施预谋的犯罪,则该行为人成为预谋犯罪预备犯的片面组织犯。

“农村恶势力”界定新思考——兼评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农村恶势力的产生及其发展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是我国农村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然而,人们对何谓农村恶势力,认识不一。为此,着重就农村恶势力的界定进行探讨,并就其与相近概念的区别作扼要分析,以期为农村恶势力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防控研究

信息化时代带给人们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民财产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借助现代化通信工具实施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通过对无讼网全国近8年(2011年-2018年)公开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121份案件判决书进行数据化分析发现,“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具有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涉及地域广、组织化特征明显等特点。公安机关防治此种诈骗犯罪时,存在识别难、发现难、抓捕难、打击难的现实困境。为此,可从预防、打击、稳控三个层面入手,通过全方位宣传、加强预测预警、开展重点区域集中打击、做好重点人员回访工作等,提高公安机关应对这一社会治安难点问题的能力。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界定与规制----以黑恶势力犯罪区分为视角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罪的精准界定是把握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前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法定概念,而恶势力并非法律规范术语。因此,需要重点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实质性地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位一体的特征;二是精准把握恶势力、恶势力结伙、恶势力集团的认定和特征;三是明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在法治视野下,要综合把握黑恶势力犯罪的界定,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入手,对其进行防控和治理,充分发挥刑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刑事政策视阈下涉黑犯罪的司法认定:内容、缺陷与应对

针对涉黑犯罪的司法认定,我国既主张贯彻宽严相济的宏观刑事政策,又提倡落实"打早打小"的具体刑事政策。在司法实务工作中,基于相关规范的缺失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判定失之于宽和涉黑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重复评价这两个突出问题的产生。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坚持在相关刑事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规范层面与实务层面两个路径予以回应,从而在涉黑犯罪的司法认定工作中实现法益维护与人权保护的协调以及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

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是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与其他犯罪情报研判在保密程度、研判难点和研判内容方面皆存在显著差异,受情报与犯罪情势的主客观反映关系和刑事政策变化之影响,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在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剖析,涉黑恶犯罪情报工作实践中存在研判数据供给冗杂、研判分析方法固化、研判流转运行不畅等问题。为长远计,在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开源、拒止、证伪、预防和协作监督等措施优化研判进路,以期完善涉黑恶犯罪情报体系,为推动扫黑除恶的常治长效奠定基础。

黑社会性质组织侦控对策的完善——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在侦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够、涉黑组织被打击后卷土重来等问题。因此,要从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侦控对策,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侦查方面,要把握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查明团伙的经济实力和主要业务,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伞,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同时,要完善证据链条,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破除犯罪分子侥幸心理,积极发动群众,拓宽涉黑线索来源,从而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

增设“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罪”的探讨

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胜利。数据表明,涉恶犯罪集团的数量是涉黑组织的3倍之多,但对涉恶势力只能以其他罪名定罪。在办理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时没有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增加了司法实践难度。增设“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罪”能为办理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是罪刑相适应的体现,能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恶势力犯罪司法认定的偏差与匡正——基于250份裁判文书的思考

通过对250份裁判文书实证研究发现,即便恶势力认定标准已被司法机关简化为“三人三次”,法院对于“三次违法(犯罪)”的认定仍存在诸多偏差:违法事实与犯罪事实重复评价;已经调解、和解、行政处罚的事实再次评价;数起事实间隔过长或过短;轻微事实以刑代罚。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规范模糊、认定主体错位、指标式除恶和软暴力门槛过低。一方面,在现有组织、行为、危害等形式特征基础上,有必要增设实质层面标准,以满足恶势力作为黑社会组织雏形的特征。另一方面,应当在文书中写明三次违法犯罪分别对应的事实、对恶势力罪名适当限制、提高违法行为被纳入恶势力认定范畴的门槛。

“套路贷”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治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开展的一项“民心工程”,其旨在维护社会安定及国家长治久安。纵观我国目前黑恶势力发展现状,借贷领域也出现黑恶势力的身影。借贷领域的黑恶势力由于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外观的合法性、犯罪过程的专业性及讨债方式的软暴力性等特征,致使“套路贷”犯罪蒙上了民事外观的“面纱”。正因如此,我国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所实施的“套路贷”犯罪时就面临着以下四难,即线索发现之难、侦查取证之难、法律适用之难及赃款追回之难。面对如此打击之困境,无论是在司法实体及程序方面,亦或是在社会及制度层面,都需要进行多维度的思考,以此寻求破解之路,压缩黑恶势力生存的空间,综合力量清除借贷领域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

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

网络恶势力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成果迭代异化的结果,表现为日益与信息网络技术深度融合,与跨境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勾连,网络"套路贷"、网络赌博、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水军"已成为网络恶势力犯罪重灾区。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存在立案侦查难、调查取证难、追究源头犯罪难、准确定性难以及再犯率高等困境,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供给,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探索彻底扫除网络恶势力犯罪的法治路径。

谈两岸刑事法律共进

随着两岸的互动交流不断深入并且日益广泛,跨境犯罪成为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两岸必须就双方刑事法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其中,两岸刑法关于组织犯罪与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强化司法互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推动两岸刑事法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