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转折复句构式的轶出预期类型及其激活机制

《左传》中的转折复句构式有无标记图式、句间标图式、从句标图式和框架匹配图式四种图式,表现为三种轶出预期类型:否定预设类、句内对比预设类、句外对比预设类。出现频率越高的图式,其轶出预期类型越丰富。激活发话者或受话者心中轶出预期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单一句法成分构件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二是通过成对句法成分构件激活主观倾向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三是通过关联标记构件激活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用概念整合的方法可以勾勒出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主观倾向和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的概念整合网络。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予取予求”结构及相关问题讨论

《左传》是一部富有语言特色的先秦传世典籍。关于《左传·僖公七年》中“予取予求”的理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一种是“我取我所需求的”,即主谓结构。通过对“予取予求”所在的语境、“予”在宾语前置结构中的使用、上古汉语中“予”作定语的情况、相类似的“代词+VP+代词+VP”的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后认为:“予取予求”应理解为“从我取,从我求”,即宾语前置结构。对此结构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助于丰富汉语的词汇,还有助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于CRF的先秦汉语分词标注一体化研究

该文探索了古代汉语,特别是先秦文献的词切分及词性标注。首先对《左传》文本进行了词汇处理(分词和词性标注)和考察分析,然后采用条件随机场模型(CRF),进行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分词标注一体化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一体化分词比单独分词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均有明显提高,开放测试的F值达到了94.60%;一体化词性标注的F值达到了89.65%,比传统的先分词后标注的"两步走"方法有明显提高。该项研究可以服务于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语料库建设,以弥补人工标注的不足。

《左传》中的春秋社会网络分析

在《左传》中提取的人物、事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Pajek,建立起春秋时期社会网络,定性、定量的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网络做探索性研究。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 ,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 ,构成官方史录 ,它遵守巫史传统的表达方式 ,所以隐约难懂 ;而所谓“传闻” ,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 ,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 ,以补充前者的不足。“承告”记载于正式的“典策” ,而“传闻”则记录于“简牍”。后者成为史官个人的或内部的文献。“传闻”和“承告”的内容相差很大 ,所以古人有“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 ,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的话 ,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

《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

最初的《左传》本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后由经师们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编年体,逐渐被视作解"经"之"传"。今本《左传》中含有多种后人附益的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解经语和解传语,都是后代经师陆续添加的,且很多解释明显错误。总括《左传》中可以确定为后人附益或可能含有后人附益成分的诸种内容,大致可分为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言、岁星纪事、文字改动、讹误,如此八种。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

论《左传》史料系统与先秦君子问题起源——《左传》“君子”用法详析

"君子"是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概念,它的含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左传》是涉及"君子"问题最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要清理"君子"一词含义变迁的历史,离不开对《左传》材料的深度阐释。根据语法特征对《左传》中的"君子"详加分类研讨,可以大体解决学界历来疑虑的《左传》史料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系统解读,可以看到,在孔子之前百余年,"君子"已经成为贵族政治家普遍关心和反复探讨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已提出了诸多君子的行为规范和判断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虽与日后《论语》给出的君子标准还有差异,但仍不失为孔门君子之学的渊源和先驱。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

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赋诗历来颇受学者们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朱自清等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研究模式向新型研究的转折;80年代以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并进行了多维度的开拓,创获甚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

从《左传》看先秦第一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

从《左传》第一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来看,先秦第一人称代词"我"主要作主语、宾语和定语,"吾"主要作主语和定语,"余"主要作主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吾"直接位于动词之后作宾语的情况。同时,先秦第一人称代词以表单数语义为主,但"我"则例外,"我"表复数语义略多于单数语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吾侪"这一加字式的复数形式。从语用来看,"我"一般多从他人意义上强调自我,有强调和加强语气的作用,"吾"更多从自我意义上表示自称,且表达一种礼貌、自谦的意味。

论汉语词汇发展中的更替现象——以《左传》《史记》用词差异为例

汉语词汇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在所表达的意义或指称对象不变的前提下,新旧词有更替现象。《左传》与《史记》两书相隔约300年,所记情节多有重合,其中有些词发生了明显的更替。从"舟—船"、"楹—柱"、"田(狩猎义)—猎"、"启—开""疾—病(均疾病义)"5组词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可以看出春秋至西汉初汉语词汇更替的某些规律性。

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

周代占筮《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用,但太卜、筮人、筮史之外的周人似更喜筮用《周易》．与此同时,周人大量语用《周易》,显示了《周易》在社会上超出卜筮职能范围的广泛传播、接受与应用．其传播方式除口耳相传外,已经出现书面传播,并伴有阐释文本,即《易》传,可见《易》学乃至《易》教的兴起．《周易》能够成为“六经”之一并传世至今,正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