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与“剥离”:农村媳妇孝道的嬗变与重建——基于豫北S村的田野调查

对豫北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家庭“(公)婆尊媳卑”的传统家庭地位格局发生了“反转”,农村媳妇对公婆的孝义务被“剥离”,媳妇几乎成为孝道的“局外人”。农村媳妇孝道嬗变的社会机制是:孝道规训权力的弱化降低了农村媳妇对孝道的遵从与行孝自觉性,监督机制的削弱使得农村媳妇无需自觉检点自己的孝行为;农村婚姻市场上的“女性短缺”赋予了媳妇在家庭中更高的地位与权力;适应新的社会情境,农村居民对孝道进行了新的建构。农村媳妇孝道的畸形嬗变不利于孝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建媳妇的孝道需要从观念、机制、关系入手。

历史中的“性别”解读——以孝子图像中女性形象为例

以考古发现及古代流传的“孝子故事图像”为中心 ,讨论“二十四孝”形成过程中的女性形象及“社会性别”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诸问题。其关注的要点有 :儒家伦理与行动———“孝道”中的女性形象 ;古代女性规范———“妇道”与“孝道”互渗中的女性性别建构。希望借助这个历史中的“性别”解读 ,拓展对中国妇女史、性别史以及两性关系等议题的讨论空间。

农村纯女户的双系反哺实践困境与家庭养老危机

通过对湖北桃花村纯女户家庭养老的实证调查,探讨了女性的双系反哺实践和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研究发现,夫系老人依靠制度优势和自身的主动付出获得了更多的子代赡养资源。而妻系老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状态,子代资源供给不足、代际互动不足以及制度支持不足是三个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双系赡养责任,鼓励妻系老人主动维系代际亲密关系,重塑新时代双系婚姻制度,以双系家庭回应双系反哺。

尽孝的艰难与动人——论夏洛特·勃朗特的孝道情结

夏洛特·勃朗特及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以自强不息、追求平等独立、叛逆传统和反抗父权的女性形象的姿态呈现于我们面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多是贤慧的妻子或孝顺的儿女。本文旨在阐述夏洛特·勃朗特道德品行中传统的一面,还原其传统女性及孝顺女儿的形象。

从伦理的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问题

婆媳关系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根本转型,由传统的"婆强媳弱"到现在的基本平等,甚至在一些家庭中还出现了"婆弱媳强"的局面。这种婆媳关系的转型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其中的伦理变革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孝伦理出现了衰落,传统的共同体伦理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伦理,资本伦理也不断地冲击着传统婆媳关系,这一切都导致传统婆媳关系的完结。这种转型整体上是进步的,但也出现某些失衡,婆媳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在当前解决这一难题,重建社会主义新型婆媳关系伦理是必可不少的。这种新型伦理要求婆媳之间要懂得宽容、尊重,婆媳都要具备责任意识。

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与“不孝女”——论徽州民间家庭伦理观念

从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不孝女"等角色类型入手,深入剖析徽州民众"孝亲"观和"子女"观的道德结构及其悖论性。

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

婆媳关系是孝文化建设的难点,既有历史文化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新的时代因素。文章主要从新旧时代、农村与城市、中老年与中青年这三组婆媳关系来分析研究。婆媳之间最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彼此理解宽容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上慈下孝"的关系,其中有个先后及付出与回报的过程。

论土家族哭嫁歌中的“孝女形象”——基于戏剧性理论视角

土家族哭嫁歌是一种真假哭兼具的民俗事象,其中的假哭让其在形式上具备了“以歌演故事”的戏剧雏形。基于戏剧性理论,土家人在婚礼这个特殊的情境中,首先通过摹仿真哭的动作来塑造孝女形象;接着再通过丑化婆家、拒绝出嫁和辱骂媒人手段营造戏剧性冲突来巩固孝女形象;然后再通过道德约束手段在新娘与族民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观演关系来维护孝女形象;最后通过一系列规范流程使孝女演义活动程式化,形成长期固定的演出机制。由此揭示了哭嫁歌“不笑而哭”现象的本质为“哭即是孝,笑即是不孝”。

宋辽金元墓葬中女孝子图像的解读

宋辽金元墓葬中出现了曹娥哭江、杨香打虎救父、姜诗涌泉跃鲤、王武子妻割股奉亲、唐氏乳姑五种女孝子的图像。这五位女孝子极具代表性,其孝行方式反映了宋、辽、金、元时期人们对女子孝亲的要求,体现了"孝能兴家""以孝治家"的思想观念,并赋予这一时期"女孝"新的内涵。

社会认知视角下妈祖孝女身份建构的话语分析

以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语境模式为理论框架,以《林孝女事实》为语料,从主题、总体结构和话语的风格三个方面探讨妈祖孝女身份的建构形式,以揭示其修辞策略和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表明,话语实践与社会身份之间是以认知为媒介的互为建构的关系。

从志怪传说论汉《孝女曹娥碑》之伪

从曹娥故事的历史记载和南北朝传播状况来看,今传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文乃伪作,所谓王羲之重书《孝女曹娥碑》文字内容与《古文苑》所录相同,当然也是伪作。而从唐代已经流传曹娥“抱父尸出”的传说和“欲堕不堕逢某某”句式乃唐人俗语等来看,今传所谓邯郸淳《孝女曹娥碑》书法当是唐人伪造。

修武县百家岩寺孝女塔考辨

修武县百家岩寺塔普遍认为始建于唐代,重建于金代。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曹杰与吴嵩梁根据其发现的《获嘉县朱四娘为女造浮图铭并序》及百家岩寺僧人的讲述,认为百家岩寺塔是朱四娘为其女所建的浮图,又将百家岩寺塔命名为“孝女塔”。根据浮图铭与塔铭的功能及用途来看,《获嘉县朱四娘为女造浮图铭并序》并非百家岩寺塔铭,朱四娘为其女建的浮图与百家岩寺塔并非同一建筑。

银瓶娘子何以衍化为岳飞孝女?——兼与俞樾《银瓶征》对话

岳飞女儿银瓶正史无载,学界研究亦几乎付之阙如。文章考察了孝女银瓶在民间信仰和儒家文化相互作用下的形成过程。南宋银瓶娘子籤原是观音灵籤仿作,供科举考生求籤之用。随着烈女孝女文化的繁盛,且元代科举不兴,银瓶娘子被附会成为岳飞孝烈女儿。明清时期,孝娥井的两次表彰使孝女银瓶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但在儒家男尊女卑的价值体系里,银瓶被祀的权威性受到质疑,民间信仰的感应增加了银瓶被祀的正当性。

广东农村地区孝文化建设与完善的研究报告——以广州市花都区城中村为例

通过实地走访、访谈、调查问卷、文献研究等方式,选取广东农村地区为研究地域,以广州市花都区城中村为具体研究对象,针对孝文化的建设与完善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广东农村地区孝文化的现状,找出其存在的主要矛盾,分别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之间衔接不畅、婆媳矛盾呈现普遍化特征、手足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孝问题复杂化,进而提出3个对策,分别是加强制度设计,填补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政策空白;实施教化政策,大力开设孝文化教育课程;倡导“仁义之孝”,形成“仁孝”的社会风气。通过主要矛盾与对策的提出,予以孝文化的建设与完善现实性的指导方向。

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孝女祈福:对华北一种民间宗教仪式的人类学观察

祈福是迄今尚存于华北地区的一种传统宗教仪式,其渊源可追及明清时代。孝女祈福则是女性为在世父母祈愿的一种仪式活动,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间宗教文化内涵。虽历经数百年岁月风霜,但其基本特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总体而言,民俗化、生活化是其主要特点,功利性趋向淡化,宗教服务性逐渐增强则是当下的一种基本取向。孝女祈福仪式,不仅见证了民间宗教职业者的身份特征及其小群体活动特点,而且呈现了一个比较生动,具体的民间俗祀的展演过程。

当代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女儿养老历程考察——基于冀南Z乡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儿养老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从女儿养老的历程来看,冀南农村地区女儿养老呈现出前高孝养后低居养的时段性特征。老年人的宗祧继嗣观念、现代孝亲习俗对女儿的要求,是女儿前期高孝养的主要因素;儿子(媳)对赡养责任标准的活用、女儿在赡养责任缺失下的怨恨,则是导致女儿后期低居养的主要因素。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功能,还必须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上推进“养女防老”,建构女儿的主体性赡养责任,以实现儿子和女儿共养的“双系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