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书写的影视表达:隐喻、渐进与地方知识——以羌族电影《红色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治理的方式之一。近年兴起的关涉土司的文学书写和影视表达,引发了历史研究和跨学科探讨。在土司影视的成长过程中,2019年上映的《红色土司》成为反映羌族革命英雄主义的里程碑。本文从该片的背景介绍出发,重点分析影片中的隐喻意涵、线性叙事的渐进手法以及地方知识的嵌入。余论展望土司影视艺术,期待土司影视系统化的规制和发展;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做艺术和情感方面的处理,使历史时代的具体经验为今所用、于今有利。

拓扑像似与隐喻修辞:山西电影中的民俗意象与地缘文化研究

电影中的民俗意象承载着独特的地缘文化与民族精神。山西电影中的民俗意象在表现原初性的奇观特质时,还以像似性的符码形态助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为人物的行动轨迹建构出独特的民俗情境。并且,媒介重构的民俗仪式不但为观众展现出了地域性的民俗文化,而且还通过仪式叙事传达着人物的观念信仰与情感心境。同时,图像表征中的民族精神借助隐喻修辞从人物的具象行动中升华而出,自此电影实现了艺术性、民族性、人文性的多重建构。

生态哲学观视域下COP15中国宣传片中多模态隐喻架构研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官方宣传片真实呈现了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努力。该研究以COP15中国官方宣传片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与认知批评话语分析三维话语分析范式,从形式、语义、语用三个维度探究多模态符号资源在构建隐喻表层架构、激活蕴含国际生态哲学观的隐喻深层架构,以及塑造中国在保护物种多样性问题上的协同作用机制,从而揭示COP15宣传片中多模态隐喻架构所凸显的符号性、认知性与社会性,为新媒体时代下多模态短片中隐喻架构动态性与情境性解构过程提供可行分析范式。

人间正道是沧桑:《邓小平小道》的空间叙事伦理

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承载着民族历史与家国情怀,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片《邓小平小道》选取了邓小平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工作劳动的经历,以“工厂”“将军楼”“小道”三个空间为主要叙事场景,通过日常的工作、生活为叙事内容,建构起了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关于家国、亲情、群众等方面的伦理意涵,展现了伟人的仁爱、豁达、坚韧与担当等高尚的精神品质,邓小平一家人风雨同舟的亲情伦理,以及他与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影片在空间叙事维度实现了新飞跃。

从“吸引力装置”到现代性表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阶梯影像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阶梯布景的主要功能在于突出滑稽短片的新奇效果,强调电影的娱乐本性,作为“吸引力装置”而存在;到了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阶梯布景除了能够行使连接、分割与暗示这三种空间功能以外,还实现了隐喻功能,而作为阶梯替代物的电梯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感官体验的表征。20世纪30年代初期电影中的阶梯升降画面在创造一种“飞行式”现代性视觉体验的同时,也折射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创作理念、空间观念与镜语体系的交替与新变过程。

电影海报的多模态隐喻及文化内涵构成——以献礼建党100周年电影《1921》海报为例

以多模态隐喻理论为指导,结合电影海报的语类特征和其呈现的社会语境,分析历史剧情电影《1921》海报的隐喻和转喻现象,并探析其源域及目标域所呈现的文化内涵,以更好地理解其多模态信息和文化理念。研究发现《1921》电影海报主要通过自然现象、自然物、人造物、动物等源域来表现中国共产党和反动派两个目标域。同时,《1921》电影海报包含多种转喻呈现形式,充分调用转喻机制,激活隐喻映射所需要的目标域和源域,诱发跨域映射,进而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太阳”、“中国共产党是‘火’”、“反动派是‘乌云’”等多种隐喻模式。对电影海报进行多模态隐喻分析不仅可以丰富多模态隐喻研究的语类内容还可通过多模态分析加深人们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电影剧本《狙击电话亭》对白的人际功能分析

该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电影剧本《狙击电话亭》中的一段对白,包括其语气类型、情态成分及其所涉及的人际语法隐喻。研究发现,对白中的人际意义是由语气和情态两种词汇—语法资源共同实现的:说话人选择使用不同的语气类型,传递了询问、提供、命令、警告、威胁、挑衅等言语功能;不同量值情态成分的选择,则成功地表达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对可能性、频率、意愿或责任等的态度和判断。语气和情态共同构建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定位,推动了故事情节,创设了悬念,塑造了人物,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的使用则丰富了人际意义的表达方式,凸显了言语活动和心理活动之间的互动。

隐喻的表现手法在电影服装设计中的作用

电影服装设计是电影美术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喻的创作手法作为视觉艺术最为重要的表达手法之一,已经在电影艺术创作中被广泛应用。电影服装中的隐喻手法不仅是电影本体理论的支点之一,而且是进入电影美术研究的路径。文章针对隐喻表现手法进行探析,一方面考察电影服装如何将自身赋值于隐喻,另一方面探索电影服装设计如何将观众从现实生活引入丰富的艺术世界,有助于为电影服装设计研究提供新的空间。

作为电影修辞的“凝缩”与“移置”——兼论麦茨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语义学基础

"凝缩"与"移置"这一对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后来经由拉康,进入了麦茨的电影符号学体系中,从无意识的工作机制、无意识的语言运作机制,转变为一种和精神分析语义学中的"隐喻"和"换喻"联系对照的电影修辞。通过讨论"凝缩/移置"这对经过弗洛伊德提出、拉康引申和改造的概念,如何在麦茨的理论体系中成为电影修辞格这一问题,用一种类似"概念史"的方法,从一个较新的具体角度对麦茨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价值取得更多的认识。

电影的隐喻本质

自谢尔盖·爱森斯坦、克里斯蒂·麦茨以来的电影研究展示,电影隐喻总是被忽略或者缩小,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这与影像实践中大量隐喻表达并不匹配。在对电影的艺术史与理论史的双向考察中,我们会发现,隐喻不仅仅是影像表述的常用技巧,而且还是影像的本体构成因素,特别是在与蒙太奇、长镜头等语言技巧和语言表达形式的镶嵌中,已经明确彰显出隐喻作为电影本质的本体论体现。

电影中的“愤怒”隐喻多模态表征

有别于动画片,电影广泛使用面部表情符号、体势符号、行为/事件符号和环境、自然力量符号等四类多模态符号表征"愤怒"。相对于漫画、动画片较高频次地使用面部表情符号和体势符号表征"愤怒",电影使用行为/事件符号和环境、自然力量符号的频次较高。电影中多模态符号表征的隐喻概念与语言模态基本一致,认知模式突显"试图控制愤怒"和"失控"/"愤怒转移"两个阶段。

华语电影中的地域转移与空间叙事——大陆、香港、台湾电影改编中的地域比较研究

尽管大陆电影空间在《黄土地》等一批先锋之作中经历了从具实到抽象的过程,形成了扩张的文化隐喻,但是空间的传统经验却陷入了影像表达的悖论;游弋出大陆的香港电影始终将地域空间限定在城市想象的自我比附,或隐或显地出现了一种"双城"现象。张爱玲作品在香港颇受导演青睐,个中原因在于其作品铭记着"双城"(上海/香港)的空间体验。如果说大陆电影的空间有一种外向性,那么身处后现代文化中的台湾电影逐渐排除了整体的空间感,缩小地域、社会空间,出现了一种内倾的迹象。从深层的文化心理上说,这恰恰是两岸三地在西方文化触发后,民族文化记忆的不同苏醒。

江湖——中国武侠电影的隐喻空间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江湖的概念做了一番梳理,从超越时代、跨越地域的叙事境遇,权力角逐的官场、豪侠争霸的武林,纷繁复杂的社会、瞬息万变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江湖这一中国武侠电影的隐喻空间进行了论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江湖"包容万千的文化意像,给以"江湖"为题材的文学艺术贡献广阔的"叙事空间";中国武侠电影所着意刻画的"江湖",实质上就是人间社会的隐性再现;武侠电影是在用"江湖"隐喻"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活跃其中的人们的"瞬息万变的人生"。

论艺术电影的隐喻性特征

隐喻性是艺术电影的审美本体属性,这一属性是宏隐喻意义上的,镜头的局部隐喻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微隐喻。局部隐喻只有融入到影片整体隐喻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局部隐喻体现在镜头内容和镜头形式上,整体隐喻则体现在电影叙事、主旨揭示和人物形象等方面。从形态上艺术电影的隐喻性又可分直喻、暗示、象征等。对于艺术电影隐喻性的理论分析有助于甄别艺术电影的审美价值。

路径图式在中国国家宣传片中的多模态隐喻表征

路径图式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结构,在《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的意义构建过程中,通过多种模态(文字、旁白、音乐、动态图像)得以呈现。它所蕴含的时间域、运动域和任务域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发展是一次旅程"的隐喻性表征,并与平衡图式相交叉,构建出当代中国"和谐快速进步"的积极的国家形象。

电影《雪国列车》的隐喻性解读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方式,更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途径。电影《雪国列车》通过其丰富的影像及色彩等所构建的隐喻体系所产生的多层次的阐释空间不仅给观众带来视觉及心理上的震撼而且深化了主题,从而使观众得以借助这些非语言性体现更加深刻地体会影片的意蕴内涵。

城市形象的多模态隐喻架构研究——以江苏省城市形象宣传片为例

以多模态隐喻理论和架构理论为基础,从认知层面分析城市形象宣传片的语类特征,就江苏城市形象宣传片中的多模态隐喻架构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形象宣传策略,以期为其他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创作和设计提供借鉴。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文学隐喻探析

经典的艺术作品处处充满了隐喻。《我的父亲母亲》是著名导演张艺谋1999年创作的唯一一部诗意现实主义电影,一部表现形式非常与众不同的作品。影片大量运用了隐喻的手法来塑造角色,揭示主题,表达感情,使得影片具有诗一般的简练含蓄、寓言式的深刻隽永,成为在国内外获奖无数的经典作品。一直以来,影片的隐喻艺术手法很少被人提及和关注。本文从人物、情节和环境这些文学元素入手,分析影片的隐喻艺术特色,旨在探寻其获得成功的更多原因,帮助观众更加有效地进入影片,挖掘出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好地解读电影作品,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

当代电影叙事中的隐喻和象征——以《黑骏马》和《狼图腾》的比较为中心

隐喻和象征作为修辞手法都有以此言彼的相似性,但隐喻言说的重点在现实生活,而象征则更多地指向抽象、深远的存在本真。相对来说,具备象征品格的中国电影就数量来说并不丰足,其原因可从生活状况、文化精神和电影发展特点三方面来分析。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文本因关涉到不同文化的对照而更易具有象征的视点。以《黑骏马》和《狼图腾》的比较为中心,可以探讨中西电影作者运用电影语言营构隐喻和象征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这一角度加深对中国电影文学性的研究。

国家身份的多模态隐喻建构——以《中国国家宣传片——角度篇》为例

《中国国家宣传片——角度篇》中,动态图像、视觉及听觉文字、音乐等多种模态相互补充与强化,激活了"旅程"概念域中的"道路"和"前行"以及"表演"概念域中的"舞台"等概念场景,将"旅程"与"表演"概念域中的语义元素映射到宣传片所体现的主题,从而通过多模态隐喻构建出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国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