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重塑国家发展治理:分税制改革三十年评述

本文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点,系统评述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演进历程和影响。首先回顾了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接着探讨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包括法治建设、改革思路、重要举措以及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次分析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财政体制的运行情况,包括总体财力、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地方财力构成以及预算支出等公共资金的汲取与配置问题。最后论证了财政体制建设与国家发展治理的关系,包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和提升国家发展治理能力等方面。通过对历年数据的分析和图表呈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分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体制历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是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个起点,此后财政体制的持续改革不断推进了财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分税制改革提升了国家以及中央的财政汲取能力,为有效推进国家发展治理提供了财政基础。第三,分税制改革后,随着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对于国家发展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全面评估了分税制改革对中国国家发展治理的重要影响和未来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的双重内涵与建构路径——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基于非税收入竞争视角的考察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策略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的程度;地方政府在应对财政压力时针对不同类别的非税收入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提高非税收入负担率以应对财政压力的策略性行为不仅扰乱了地区间公平有序的竞争,而且增加了居民与企业的经济负担。提升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抑制这一现象。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下中期预算改革的思考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通过构建中期预算改革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核心目标的理论联系,分析中期预算框架提高财政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中期预算框架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是增强财政稳定性、助力财政提质增效、实现最优财力均衡的理想“支点”。目前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期预算改革的深化面临诸多阻力,难以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利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深化中期预算改革,加大预算统筹力度,推进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规划统筹和可操作性,大力提质增效,让财政更好地支撑国家发展战略。

BRICS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Refor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oroughly expos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followed by rising initia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Unlike previous reforms, emerging economies as a group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urrent round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especially with the BRICS countries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RICS mechanism is in a trial period, and whether it is capable to form a cohesive institutional actor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to completely change the long-term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ffair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G-20 depends on whether BRICS member states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strong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and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closed nature of the mechanism.

金融数字化、平台化:风险治理的制度挑战与寻解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论中国共产党在金融市场立法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于金融立法工作的领导地位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党的政策所提供的方向性指针,从而保障了我国金融市场法制的奠基,推进了金融立法的关键事项,并为金融市场法律体系的结构转换提供了政策依据。不仅如此,近年来党的意志在我国金融立法工作中的体现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趋势,这一显性化过程既反映在金融法律文本或官方立法文件之中,也反映在党政联合发文之中。回顾既往,党的领导原则在我国金融立法工作中的实效性体现,一方面是党通过顶层设计实现了对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则是党利用其独特的政治优势通过凝聚改革共识来降低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完善党对金融立法工作的领导机制,有必要探索制度化、程序化、透明化的有效制度设计,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下维持金融市场法治环境的稳定、高效和可预期。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主体、内容和方法

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尚在健全完善中,一些关键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结合中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按照“谁来审—审什么—怎么审”的主线,探讨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及独立性、审计内容、审计思路及方式方法。研究认为:由于财政资金的运动过程没有变化,不应当改变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主体地位,购买社会审计要限定审计对象范围、创新审计费用支付、加强审计质量控制;有必要组建国家、省、市、县审计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各级审计机关可作为同级审计委员会的决策执行机构,不再向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业务运行独立于政府体系,时机成熟时再从政府序列撤销;暂不审计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先审计两大核心财务报表,重点关注基础信息的完备性、抵销的充分性和调整的准确性,有无利用抵销阈值操纵盈余的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完备后,再审计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及其他事项;要结合运用统计抽样、判断抽样方法,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大数据审计,实现上下级财政之间、同级财政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会计数据关联。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校财务治理现代化改革路径探究

持续深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是高校践行党和国家重要的决策部署,也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时代需要和客观需求。高校财务治理作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方面仍存在极大探究空间。因此如何在统筹兼顾基础上,以新理念引领财务治理现代化改革,探究高校财务治理现代化路径,推动高校财务由“管”向“治”转变,全面提升治理效能,是高校财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试论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并存与协调

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作为政府会计体系的重要支柱,各自承担着不同职能,政府财务会计强调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成果及现金流量,而预算会计则专注于预算的编制、执行与监控,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实践中,两者展现了相辅相成、协调并存的特点,共同支撑政府财务管理的高效运行。文章阐述了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异同点与并存性,探讨了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并归纳了促进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协调的策略与途径。

Risk and Regulation of Chinese Online Investment Products

The emergence of Yu＇E Bao and the like provides Chinese investors with a new and flexible investment option. Such new investment instrument forces up the cost of capital of local banks and also takes away the market share from them. Yu＇E Bao has allocated most investments in inter-bank money market due to the liquidity concer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Yu＇E Bao＇s portfolio allocation and potential risk, and also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gulators should issue more provisions to further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online investment products and keep the liquidity risk under control, i.e. require money market funds to hold more capital in reserve on a gradual basis. By examining the case of Yu＇E Bao, a new online investment product in China,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rec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China.

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税收发展研究——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数字经济的进步对财政税收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基于CNKI中自2000年1月至2022年7月收录的467篇数字经济和财政税收发展方向的研究文章,运用CiteSpace 6.1.R6可视化软件对文献发表时间、收录期刊、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统计、共现、突现和聚类等分析,将数字经济与财政税收发展研究划分为起步(2000—2014年)、兴起(2015—2019年)、快速发展(2020—2022年)三个阶段,从税收挑战、税收治理和国际税收角度进行综述,发现了新兴数字经济模式与技术、国内税收治理现代化建设和国际税收新规则与秩序构建为主要研究方向,为我国学习国际税收规则提供了经验,并为税收治理现代化提出建议.

走向适应性监管: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2023年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政府监管职能相关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尤其以金融监管最具典型性。本文基于监管型国家建设的维度,选择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适应性监管理论分析视角,并将其与中国监管改革的独特情境因素相结合,从整合性、权威性、抗干扰性和事权集中层面对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并结合外部因素中的监管压力、市场结构,以及内部因素中的路径依赖、交易成本和资源优化等角度,来理解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适应性监管的治理逻辑,最后总结了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中的三大观察结论以及未来改革所需要平衡的三大重要问题。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税法治建设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起到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现代化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应当以预算法为基础推进公共预算改革,进而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优化税制结构的基础,我国应当加快高质量税收立法,推进税收执法法治化。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来自城投债盈余信息有效性的证据

从债券市场有效性的视角,研究了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利于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首先,在利用正交分解法剥离出“政府隐性担保”信息的基础上,有效证实了“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隐性担保降低→债券市场有效性增强(1)”的作用路径。其次,上述城投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具体是通过减轻城投公司的政策性负担和经营性亏损来实现的。研究发现,在财政透明度较低的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政府隐性担保、提高城投债盈余信息有效性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地方财政压力会抑制减税降费的研发激励吗?

基于2008—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并结合政策文本分析法,从政策的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视角,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抑制了减税降费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地方政府会通过减少研发补助、增强税收征管、扩大非税收入等策略性“被动”行为来缓解财政压力。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政策执行的研发激励效应比中部、西部地区更强,而财政压力对政策效果的抑制作用在西部最强,即西部地区对财政状况的变化更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导向性作用,其较强的创新偏好性、竞争度、开放度的“积极”行为特征有利于降低财政压力所致的“冲抵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现实状况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是为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全面而深度的金融服务支持,打造适合“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基本面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农村人口、农村经济组织管理形式、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的转变。农村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农村金融需求侧的调整,在三大需求板块相对稳固的格局下,农村金融需求更多建立在乡村振兴的目标上,在需求规模和结构、利益联结机制、内生储蓄流失等方面存在新的变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构成和金融资源投放的相对失衡方面,供给侧的发展难点还包括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科技应用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建立农村金融“三级”市场基本架构;在“市场过程范式”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供需两侧相向的市场化功能结构改造,优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并在新的需求领域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