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IN CHINA

First of all,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financial centres is expou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 has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and the occupied cities. Th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location of trade centre, the factors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finance, etc.. We consider that the first batch of financial centres in China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eastern cities of China. So 9 eastern cities in China are chosen as the spare financial centre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12 indices are chosen and the method of synthetic weighted average is used to find the best locations of financial centre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grade A financial centres should be in Shanghai and the grade B should be in Tianjin and Guangzhou.

杭州市科技型初创企业时空演化及区位选择

根据杭州市2005—2020年期间创立的5 414家科技型初创企业样本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条件Logit回归等方法分析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时空演化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变化,为城市科技产业发展和规划布局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科技型初创企业主要分布于西湖区、滨江区和余杭区三个核心区域,并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且集聚范围随着年份的推进不断扩大;从演化特征来看,已从相互竞争分裂的块状分散格局转变为片状集聚分布的格局;在网格层面,政策要素、集聚要素和区位要素均是杭州科技型初创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同时期其主要影响有较大差异。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型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以往经验会影响OFDI企业序贯投资的区位选择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突破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首次从动态序贯视角考察以往经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区分序贯投资的两种情形与细分以往经验的不同来源,并采用优化区位研究的条件Logit模型对2000—2010年中国OFDI企业的匹配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OFDI企业会根据其他企业的投资经验进行序贯性的市场选择与跟随,且这种"羊群效应"在单次投资企业中尤为显著;对多次投资企业来说,各类投资经验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自身投资经验大于其他企业经验,其中相同市场经验大于相似市场经验,同行业经验大于不同行业经验。

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华区位选择研究——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2006年年底中国放宽了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外资不断深入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这和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出的现象相悖。经统计发现外资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县级市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Logit模型分析,发现市场发展潜力、追随客户、人力资源和优惠政策等是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而市场规模和集聚效应无显著影响。各地区应充分挖掘当地农村的优势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完善引资的鼓励和监督政策。

经济集聚与中国私人部门PPP投资的区位选择

PPP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化解财政压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之一。利用世界银行PPI数据库内中国私人部门PPP投资的微观数据和254个地级市的经济特征数据,研究经济集聚对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集聚与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控制干扰政策的影响、采用不同的经济集聚指标以及门槛效应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PPP项目周期、项目所在地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潜力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时,较长的项目周期、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市场规模可以放大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缓解经济过度集聚导致的私人部门参与下降问题。而私人部门出资占比和项目投资规模则会增强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国家、工厂体制与空间营造——外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涉及到三个层面,即居住区位选择、居住方式选择以及居住质量选择。在农民工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工厂体制以及主体性因素相互作用。在居住区位上,地方政府空间营造能力越强,那么农民工的居住区位郊区化趋势越明显;农民工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低技能依赖型加工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多选择集中居住,而服务业则倾向于分散居住;在居住质量上,存在着典型的“重生产、轻生活”的状况。在居住区位、居住方式以及居住质量三者中,居住质量是农民工唯一能够自主选择的,但却是他们选择过程中较少在乎的因素。在制定农民工住房政策时,关注其主体性、提升其可行能力远比简单改善其居住质量更为重要。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资本区位选择与产业分布

制度如何有效促进产业的均衡分布,是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探讨价值的问题。资本区位选择和实体产业空间分布受制于以区际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在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框架下引入金融部门,并考虑不完全金融契约因素的影响,是从制度环境这一重要层面对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区际差异下的资本区位选择机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实体产业空间分布问题的新解释。结果表明:对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来说,随着地区间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差距的正向扩大,该地区的市场接近效应进一步增强;对于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低的地区来说,随着地区间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差距的负向扩大,该地区的市场接近效应进一步减弱。

我国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分析

探讨了在我国建立金融中心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东部部分城市各项有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我国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问题.

中国户外音乐节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基于2007、2011、2015、2019年4个时间截面的中国户外音乐节数据,文章从全国层面刻画了户外音乐节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态势,并构建条件logit模型探讨影响户外音乐节区位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户外音乐节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胡焕庸线”高度一致,空间集聚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变,并逐步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其中长三角地区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范围最大,成渝地区的户外音乐节增速最快。(2)我国户外音乐节重心移动路径可分为“2007—2011年南向迁移阶段”和“2011—2019年西南向迁移阶段”,东-西方向的扩张趋势显著。(3)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率、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文化包容性、市场需求、气候舒适性主导了户外音乐节的区位选择,其中政府支持、文化包容性与市场需求的影响力度较大,现阶段市场可进入性及利润最大化是我国户外音乐节空间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揭示了中国户外音乐节的空间分异规律和区位选择因素,以期为户外音乐节的产业化发展及城市相关产业规划等提供科学参考。

产业选择与区位条件关系分析——兼论广西“东大门”的建设

区位条件对产业选择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 ,产业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区位条件的因素 ,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区位条件的优势 ,克服区位条件的不利因素 ,选准产业 。

省级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空间策略互动分析

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拥有提高辖区发展利益的激励,其有效途径是财政竞争。资本作为一种流动要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通过减轻宏观税负和增加财政支出水平可以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使用数理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性质以及政府间财政竞争策略互动的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省级政府财政的性质和有效形式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吸引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省级政府税收竞争具有策略替代性而财政支出竞争具有策略互补性,税收竞争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最显著而财政支出竞争在地理邻域权重矩阵最显著。

人地关系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区位选择与阶段演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区位选择和决策是经济投资活动中最基本和核心的议题。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增长,乡村旅游投资科学决策对当地乡村旅游产业效率和发展成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理解乡村旅游投资内涵、认识区域乡村旅游阶段发展背景下其投资区位选择因子演化特征与过程,本研究从人地关系视角,在理解乡村旅游投资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投资区位决策的影响因子体系。研究发现:(1)人地关系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具有系统的“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其区位选择以产业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区位因子体系为基础。(2)区位因子对乡村旅游投资决策的影响水平呈现产业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递减变化特征,并随乡村旅游地由产业萌芽、产业发展、快速扩张到提质增效的阶段演化出现向产业经济集中的现象。(3)乡村旅游投资区位选择阶段演化是由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系统影响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作用于乡村旅游投资“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差异化投资策略和区位决策的过程。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外资村镇银行在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发展比较滞后,金融工具单一,服务品种少,大批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出。2007年后外资银行却反其道而为之,不断深入落后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抢先布局村镇银行。本文通过对200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市场机会、金融市场规模等是外资村镇银行选址时考虑的因素。

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发生于我国的跨境污染已从早期的洋垃圾进口,发展到输入污染技术设备乃至整个产业,致使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愈发难于治理。本文运用条件LOGIT模型及我国的FDI数据,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管制、产业聚集效应、企业所有制结构及地区特征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的区位选择倾向,且在诸多因素中,政府环境管制具有很明显的抑制作用。结论表明:有必要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质量要求,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严格控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

异质性OFDI企业序贯投资存在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吗

本文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以中国464家进行序贯投资的OFDI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条件Logit模型考察其在区位选择中对以往投资经验的动态依赖情况。结果发现,中国OFDI企业在序贯投资时确实存在对以往经验的"路径依赖"特征,且依赖程度依次为相同市场投资经验、相似市场投资经验与同行业企业投资经验。但是,根据企业在规模、生产率和所有权属性的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不同类型企业对不同投资经验的依赖情况亦有所差异:大规模和高生产率企业对自身投资经验的"路径依赖"较强,并倾向于选择相同和相似市场进行序贯投资;国有企业对相似市场与同行业企业投资经验的"路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网络外部性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在沪市上市的836家共投资于56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企业数据,通过条件logit回归,分析了网络外部性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外部性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来源地和企业控制类型对网络外部性存在调节作用,相同来源地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大于不同来源地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在进一步的细分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相同来源地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亦大于不同来源地企业;相同来源地和不同来源地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亦大于国有企业。另外,企业来源地和企业控制类型的影响力大小不一,相同来源地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力最大,不同来源地的国有企业受到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力最小。最后,在进一步剔除香港的检验中,除个别差异外,基本验证了上述结论。

宜居的城市更吸引外资企业?——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迁徙、企业选址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我国地区间宜居性差异较大,深入理解城市宜居性对企业选址的影响,是关乎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城市宜居性对外资企业选址有重要的影响,并且,与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相关的社会宜居性比自然宜居性影响更大。其中,宜居性因素对大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的选址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因此,新时代城市管理者不仅应当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积极推动城市宜居环境建设,也应当结合本地自然的、社会的宜居性特点和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实施招商引资,推动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能够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

本文尝试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与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为此,我们在Antràs and Helpman(2004)模型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引入金融发展的两地区垄断竞争模型,从理论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即金融发展将会提高该地区对FDI的吸引力;契约的宽泛实施会扩大其对FDI流入量的正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分省分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这一假说显著成立;在控制了基础设施等变量及金融发展的其他传导渠道后,该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