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逻辑及规范表达

受到公私法二元区分理论的影响,传统金融法理论往往将金融法区分为金融监管法与金融交易法两种法律规范。在金融监管法力有不逮的背景下,通过金融私法转向实现监管目标的立法趋势日益明显,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在金融法领域引入民事责任等私法规制工具,以弥补金融公法的监管不足。金融监管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此,需要将目标监管、行为监管和持续监管理念融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具体构造。对于《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已作出详尽规范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宜再作规定,如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对于仅具有特别法意义的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亦不宜规定,如存款保险制度。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阶段性建构主要包括确立金融消费者概念、扩张金融消费者冷静期的适用范围、统合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及确立金融消费者“偿还能力规则”。

公立医院低值耗材管理的财会监督改进研究

当前,公立医院对低值耗材管理的财会监督存在较多难点,难以适应医保、收入、预算、运营等方面监管的要求。对此,案例医院探索推进低值耗材管理的财会监督改进措施,通过信息化改造、预算资产管控、费用结构调整、规范计价收费行为、加强业财融合等,提升对低值耗材管理的财会监督能力,落实监管责任,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医院加强低值耗材管理的财会监督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字金融背景下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量表编制与应用——以江苏省为例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个人金融信息进行保护刻不容缓。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认知、评价和需求三个维度设计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初始量表,经过项目分析与因素分析后,最终确定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正式量表,再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正式量表进行应用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地区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调查结果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金融消费者对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需求较高且存在显著差异,后续应考虑将信息保护需求嵌入金融消费者信息全生命周期保护中。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法律适用难题与路径抉择

近年来,以客户权益保护为目标的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开始强调其民事救济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审判指导意见,但仍有三方面难题亟待进一步探究。一是在处理适当匹配与告知说明的关系问题上,宜以分别审视二者为主,寻求更为妥善的救济方式。二是在主体概念的边界范围问题上,不应局限于金融消费者的外在形象,而应依法综合判断。三是在民事责任路径的抉择问题上,一般侵权所提供的救济较为恰当。面对上述难题,司法实践在解题方法上应紧握“于法有据”这一“利剑”,从代表性案例中汲取经验,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向未来,适当性义务的完善应以《金融稳定法》的制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建立为契机,强化立法、司法与监管之间的协同共治。

金融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入,金融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受到高度重视。本文分析了引发金融行为风险的内在原因、结构原因和环境原因,指出我国要立足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兼顾金融监管效率、成本、协同性和适度性等因素,重点解决金融行为监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机制运行不畅、金融机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消费者金融素养有待提升问题,提出要不断健全完善金融行为监管体系,实现金融消费者全过程、持续性保护。

金融科技监管的法律框架研究:平衡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制度设计

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监管机构同时面临着鼓励创新与防控风险的双重压力,而传统治理机制存在制度供给缺乏前瞻性、监管目标不清晰、责任范式僵化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科技发展现状、风险挑战与监管应对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了金融科技监管分析框架及其考量要素。在金融科技监管的制度设计方面,要建立适应金融科技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主要方向,强化风险识别与控制机制,有效平衡金融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金融科技监管应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审慎和有效的监管生态系统,完善监管相关配套措施,不断提升行业自律、监管协同、监管科技、风险评估、监管能力等方面的水平,实现金融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人民币试点中的个人信息法律监管

自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试点数字人民币工作以来,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法定货币数字化将对我国金融制度和结算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个人信息泄露的金融风险,例如:监管层的信息泄露与权力滥用风险、交易层的信息处理风险以及应用层的交易信息泄露及二次侵权之风险等。金融监管一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途径,能够有效弥补法律法规出现的供给制度不足。为此,应当及时在立法层面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先进的监管科技手段、改良知情同意规则等,最终为国家层面提供良好的制度借鉴与实践基础。

系统论下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及完善路径--基于法律与金融系统的良性互动

传统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预设金融消费者天然弱势地位,依公平理念和强行政干预调节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多存在僵化片面之局限。法律与金融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存在内在的封闭独立性,亦存在外部沟通可行性,依系统论可通过符码化和纲要化形成法律系统与金融系统的耦合,构建从“弱势消费者”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体系并对政府干预进行动态重塑。对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应坚持从“全面保护”到“适度保护”的理念转化,以权利为导向,细化金融机构义务履行规则,尤应注重互联网金融规则的特殊设计。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公私法规范贯通之道

以规制与监管为核心品性的金融公法,已无法单独有效调整经济实质或功能相似且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创新性金融产品。新时代金融法制的变革,应以金融产品创新为基础,积极更新金融监管法理念,并更加重视私法在其中的作用。其中,监管法变革应完成产品功能、交易行为监管的横向协同,私法优化则须借助信义义务的引入来矫正交易主体间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金融领域公私法规范的贯通融合,着实离不开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中消费者保护的桥梁作用。金融公法中获得更新的监管理念,尤其是交易行为监管理念,欲从观念走向实践,亟须借助创新性金融产品及其交易的信息偏在性、专业复杂性,并针对实践中金融机构的误导销售、未勤勉尽责问题,甚至是金融欺诈行为展开。否则,不仅无法解决创新性金融产品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无法有效维护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他种平台型企业规则制定权探析——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电子商务法》中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平台责任,但实践中除电子商务平台外的他种平台型企业更多地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以平台内部规则制定权的行使为例,当前“他种平台型企业”在规则制定方面呈现出无序扩张的状态,通过隐性侵害、显性侵害或者交叉侵害的方式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不同程度的挤压,以获取正常经营范围外的不正当利润。对此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对其规则制定权的行使进行规制,一方面通过完善立法、整合监管资源以及拓宽事后救济渠道等方式强化外部监管,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价值引领、完善规则制定程序以及相应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激发内部监管活力。通过内外协调监管形成合力,以期更好地规范他种平台型企业的用权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论金融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以金融法与消费者保护法的交错为视角

金融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是一个金融法与消费者保护法的交错问题。既有观点强调金融消费者的单一特征,未能充分考虑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内在机理,即不对等关系、欺诈行为与倾斜保护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涉及消费信贷、消费支付、储蓄、保险等的金融消费场景,有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能,其他场景则应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鉴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应当通过立法或司法的灵活处理来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适配度不够的问题。基于当前金融法制现状,准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更为可行。具体而言,欺诈行为的认定要遵循金融治理协同理念,适当考虑监管政策和公共影响;基数的裁量要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均衡。

金融科技的数据风险及其防控策略

金融科技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数据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既成为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也为金融科技带来了高度复杂的数据风险。此类风险的治理困局与金融监管方的监管路径依赖和职能分工混乱有关,反映出数据治理路径无法缓解信息匮乏、多元治理主体赋能不足的现状。应对金融科技数据风险宜按照“源头防控、业态修正、协同共治、风险吸收”的逻辑,从治理主体赋能与数据风险吸收两个角度出发来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一方面,应通过强化金融科技数据安全事件报告与数据流通信息披露义务缓解市场信息差,并修正现有数据流动机制以赋能多元治理主体,从而约束金融科技行业的数据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有必要基于现有监管沙盒与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制度,设置数据风险吸收空间,防范数据风险向外传导。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新范式--基于监管沙盒模式的展开

监管沙盒以“让消费者受益”为新原则,以“穿透式”保护为新机制,以“专员化”为新方法,在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或服务尚未投入市场前对金融消费者施行“积极介入式”保护。这是一种“前置型”、“矫正型”、“进取型”的保护,是监管沙盒以行为监管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和消费者主权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数字经济金融消费者保护新范式。中国版“监管沙盒”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上的规定有待改进,为避免与国际消费者保护存在“制度时差”从而引发“市场壁垒”,应尽快在中国版“监管沙盒”中确立“让消费者受益”原则,精细化具体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渐进协同地在立法上实现纵横联动,完成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后现代化升级。

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消费金融研究综述:基本理论框架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了金融科技的异军突起,并促进了消费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即从传统消费金融向互联网消费金融优化升级。通过采用文献归纳、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发现互联网消费金融基本遵循“发展动因—发展模式—风险形成—监督管理”的理论逻辑。互联网消费金融在内在动因(供给、需求端)与外在动因(技术、政策端)驱动下而快速发展,并在双边市场理论下形成消费金融机构互联网化与互联网机构消费金融化的发展模式。然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在创新发展中同样形成了诸多风险,包括法律政策风险居高不下、社会征信体系发展不足、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流动性风险高企等,因此需要对互联网消费金融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重构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路径:全面完善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治理体系,加强金融科技监管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健全社会征信体系旨在强化信用风险防范,有条件开放融资渠道从而缓解流动性风险。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监管:因应、反思及体系重构

金融业的繁荣伴生交易结构呈现复杂化趋势,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风险错配以及监管套利现象,随着民法理念与社会观念的转变,金融领域交易双方实然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引起关注,而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监管却存在上下位法冲突、行业之间分裂割据的问题。结合域外立法例及现实国情,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重构应当从监管规则、监管主体、监管手段与监管路径四个层面进行补足,以专门立法完善顶层设计,将穿透式思维贯彻金融监管与司法,秉持回应型法理念进行金融风险的预先防范和软法治理,并完善“内部投诉-非诉-诉讼”的多元化、多层次救济机制。

金融复合型产品的定性与监管转型:美国变额年金的借鉴与启示

我国金融复合型产品监管政出多门,要求不一,并存有明显的适法错位和缺位情形。美国法对变额年金的定性及监管争议,各州、SEC立场分明:应确为保险,由州法监管;或以“投资”重要性程度定为证券,由SEC监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VALIC等案,依“投资风险承担”的主导性因素,判定该产品为证券,引向证券法规范方向,且形成共同监管及其各有规范侧重的格局。为强化投资权益保护,美国法对复合型产品监管不断修正,已由法律形式之争转向了实质规范进路。我国法对金融复合型产品监管,不应囿于法律属性的形式归类,而应遵循实质规范思路。时下兴起的穿透式监管是功能监管在我国金融领域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方法或手段,不能为证监会依证券法对金融复合型产品跨业监管提供应然性基础,或未能为银保监会依证券法对投连险等产品监管提供合理性依据。监管转型上,仍应以功能监管为导向,并有赖于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协作;现有“联席机制”等“软法”倡导性机制应转向基本法“硬法”层面的“协作制度”,正视产品证券属性及其信息披露,以此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目标。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逻辑与价值

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价值认识不足,逻辑体系欠缺。立法文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存在局限,未明确法律地位、定义,保护条款概括抽象,规范位阶较低。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立法推进缓慢,多依赖金融监管规定。各级法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价值认识程度参差不齐,有待从个案认可向普遍承认转变。我国应当吸收域外经验教训,从消费者、公平正义、行业经营、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五个层面系统认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就是: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的基本前提,实现金融公平正义的必要方式,保障金融业稳健经营的关键因素,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础,发挥金融助推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制度保障。

互联网理财消费者权利保护分析

互联网理财交易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方便了人民大众,但近年来互联网理财消费者资金损失案例层出不穷。文章围绕互联网理财交易中的消费者保护路径开展探讨,从互联网理财交易中的消费者是否可以视为具有经济法属性的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投资人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该如何设置等问题入手,对互联网理财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等权利常因经营者的诱导欺骗和自身金融专业知识的缺乏遭到侵害等现状进行分析。建议完善专门针对互联网理财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完善该领域消费者的纠纷解决途径,消费者保护组织和有关部门联合加强对互联网理财消费者金融法律知识的普及。

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金融监管的重要一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近年来,各部门逐渐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在银行领域。平等原则是保障金融消费者基本权益的主要手段,但是机械地适用该原则容易忽视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利益。因此,应综合看待金融消费者群体,引入差别原则,充分考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更好地满足残障人士的日常金融服务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研究——以“跨境理财通”业务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的颁布实施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的不足:宏观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未明确区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施主体不全面;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协调性欠缺。这三点不足是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法治化、透明度、便利性、专业化的应有特质的偏离。基于不足及其原因的分析,提出三项完善措施:利用“双峰模式”将审慎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两大重要目标;重视金融纠纷调解机构的作用;完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化建设。有效解决金融纠纷应当构建以粤港澳三地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为中心的“横向互通、纵向联系”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