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路径

破解金融服务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的现实困境对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考察金融服务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的总体与区域现状,发现金融服务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的五类困境问题,进一步从金融、财政、产业、土地、信息化等五个方面提出政策路径,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更好地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金融供给改革与制度创新

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快速发展、补齐我国经济社会短板的重大战略决策。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支持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然而,我国农村地区却存在着金融供给缺乏、体制不健全、金融风险化解机制缺失、金融供给机制不足、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面临着市场需求变化、土地流转、农村金融风险特质带来的新挑战。因此,需要通过规范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利用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构建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构建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PPP模式的发展等措施,推动农村金融供给改革与制度创新。

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金融服务视角

苏南地区具备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金融基础,但存在金融辐射能力弱,金融资源争夺激烈,金融风险积聚等现实问题。同时,实体经济和民生发展构成苏南金融发展的新挑战,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需要强化金融服务。因此,加快苏南地区的金融集聚,完善苏南金融生态,促进苏南五市金融发展的协同,形成苏南金融自身发展的示范,打牢金融服务的基础;明确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向,苏南的特色产业集聚、自主创新和进一步开放,形成苏南服务实体经济的示范;金融服务苏南小微企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推进苏南金融机构多样化发展,形成金融服务苏南民生的示范,落实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

巴西代理银行制度实践及启示

本文在对巴西代理银行发展现状、监管立法以及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不通过分支机构提供银行服务的运营模式,代理银行制度具有低成本拓展金融覆盖率和提高农村资金可得性的优势。巴西代理银行制度为我国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短缺与供给绩效研究

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对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全国14个省级单位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短缺与供给绩效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短缺率达60. 61%,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与大多金融机构的缺位可能加剧了金融服务短缺的程度;正规金融服务在绩效上也表现为对财政支持高度依赖的特征,除非得到财政服务的支持与协同,金融服务很难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文章最后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农业融资体系构建

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农业融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充分发挥资产评估、信用评级、融资增信、融资担保、中介服务等的作用,降低银企双方信息成本,夯实农村金融信用基础,纾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过程中信用信息不完善或缺失的困境,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源和金融政策进一步向农业倾斜,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

农村金融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安徽省2004—2015年的农业发展相关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与VAR计量模型,探究以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总贷款额、农业总保险额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产生正向影响,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对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基本不产生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也为发展安徽省农村金融服务提供指导。

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促进农业及乡村绿色发展成为亮点。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保障问题,势必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开展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绿色金融体系。这无疑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农村金融“脱虚向实”、支持农村绿色产业发展、推动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探析——以青海省海北州为例

在实地调研青海省海北州的涉农金融机构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的内涵,探究金融服务西部边远农牧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具体实践、典型模式及制约因素。并从金融支农新机制、财政金融协作、保险和期货服务、优化农村资本市场环境4个方面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深化路径。以期助推农牧业增产增效、农牧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完善高校后勤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后勤财务管理水平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实施,认真面对财务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一套适合高校后勤的财务管理模式,加强会计核算,完善财务管理机制,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确保后勤实体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完善农村金融资源回流与重置机制——“彭州实践”探索

资金的“趋利性”和政策制度的双重影响,使农村金融资源净流出。在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背景下,彭州市以“政府+市场”改革思路,进行了完善农村金融资源回流与重置机制的系列创新探索。本文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和DID模型等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彭州在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与重置方面取得的成效。深入剖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的产业链薄弱环节、新增资金需求困境及其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等方面的新问题,并相应提出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与重置机制建设的“三大体系”和“三大机制”新举措。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现实状况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是为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全面而深度的金融服务支持,打造适合“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基本面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农村人口、农村经济组织管理形式、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的转变。农村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农村金融需求侧的调整,在三大需求板块相对稳固的格局下,农村金融需求更多建立在乡村振兴的目标上,在需求规模和结构、利益联结机制、内生储蓄流失等方面存在新的变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构成和金融资源投放的相对失衡方面,供给侧的发展难点还包括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科技应用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建立农村金融“三级”市场基本架构;在“市场过程范式”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供需两侧相向的市场化功能结构改造,优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并在新的需求领域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外资银行融入“上海服务”品牌战略的现状分析及路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外资银行积极进入上海并服务实体经济。外资银行的发展是促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要因素,外资银行在此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资银行如何有效实施本土化策略,服务上海实体经济并融入“上海服务”品牌战略是当务之急。文章从打造“上海服务”品牌的目标出发,聚焦外资银行的发展机理,通过分析外资银行的现状及其优劣探究外资银行融入“上海服务”品牌建设的潜力和发展方向,并提出外资银行发展的有效途径及其监管重点。

中国经济与金融转型的基础条件

国内关于经济与金融转型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历史观,大多都是就事论事,改革举措治标而不治本。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资源的配置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国金融体系的扭曲造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失衡。中国经济转型的三重内在规定性(开发内部消费市场、加快产业升级和消费服务业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对金融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需要构建稳定的货币信用环境、个人和企业信用的共享数据库、规范有序使用私密信息的法律体系,健全金融"普惠性"的基础制度。功能良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健全的基础性经济制度的保障。当前金融业面临严重的"资产荒",而"资产荒"首先是"好企业荒"。为此,需要培育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拓宽产业投资渠道,为优秀企业家人才和金融投资家人才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之退出金融的第二财政功能与信用担保。

“一带一路”倡议下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海外中资实体企业研究

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应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开放领域的关键环节,“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研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准自然实验样本。本文利用2003~2019年企业层面的绿地投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资银行与实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匹配度的增长效应。结果发现,相较于非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中资银行与实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匹配度显著增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沿海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组别,在房地产业组别,“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投资匹配度的增长效应显著更大,与我国的地理距离对投资匹配度并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中资银行通过持续深耕海外实体经济显著提升了自身绩效,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道国,规模较大的银行,相关绩效提升效应显著存在。本研究为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银行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