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主体、内容和方法

中国特色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尚在健全完善中,一些关键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结合中国的法律及制度环境,按照“谁来审—审什么—怎么审”的主线,探讨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及独立性、审计内容、审计思路及方式方法。研究认为:由于财政资金的运动过程没有变化,不应当改变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主体地位,购买社会审计要限定审计对象范围、创新审计费用支付、加强审计质量控制;有必要组建国家、省、市、县审计委员会,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各级审计机关可作为同级审计委员会的决策执行机构,不再向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业务运行独立于政府体系,时机成熟时再从政府序列撤销;暂不审计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先审计两大核心财务报表,重点关注基础信息的完备性、抵销的充分性和调整的准确性,有无利用抵销阈值操纵盈余的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完备后,再审计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及其他事项;要结合运用统计抽样、判断抽样方法,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大数据审计,实现上下级财政之间、同级财政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会计数据关联。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的博弈分析

从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视角,对政府财政部门与高校间互动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求营造良性互动环境,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监管成本,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助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博弈视野下财政监督管理体制重塑与方法调整

博弈分析表明，现阶段财政监督工作效果欠佳，违反财经纪律的本质原因在于财政监督部门的工作缺乏推动力。提高财政监督效果，必须从管理体制的改革入手，引入对财政监督部门的激励机制，提高财政监督部门在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加强对中间监督力量的利用，同时转变财政监督理念，由检查型监督走向管理型监督。

证券公司金融创新与投资者保护——以资产管理合同监管为例

资产管理业务作为证券公司的金融创新备受推崇,但其准入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的变化,在提升证券公司服务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却带来了投资者保护的新挑战。资产管理合同的完备与否,成为放松管制之后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关键。在投资者签字即表示同意合同内容的做法下,不完备的资产管理合同可能加剧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矛盾,蓄积系统性风险。应充分发挥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细化资产管理合同必备条款和禁止不合理规定,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系统,以平衡证券公司金融创新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促进资产管理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审计能力对政府预算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际视野的经验数据

通过选取8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能力的自身特征出发,将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国家审计"免疫"功能主观能动性、审计结果公告能力作为国家审计能力的3个测度指标,实证研究其对政府预算透明度影响的路径和方向。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力在促进政府预算透明度提升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由此,提高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主动发挥国家审计"免疫"功能、有效推动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以及与立法机关协同发挥作用可以促进政府预算透明度的提升。

中国再保险产品供给侧创新研究

再保险产品创新是保险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再保险供给侧及其影响因素为出发点,分析了再保险产品供给侧创新的现状,指出了再保险产品供给侧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再保险产品供给侧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发展模式,为再保险产品创新营造最佳环境;加强再保险市场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互动,努力提升其服务空间;从产品设计方面对再保险产品进行创新,丰富再保险产品供给;强化再保险产品创新人才及观念的培养,合理使用人才。以期解决再保险业供给数量不足、供给质量不优、供给效率不高的难题,不断推进供给要素在再保险行业的革新与进步。

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事业部架构下相关准入监管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改革正在悄然进行,对传统基于总分行制的监管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在考察国内外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改革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对事业部架构下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准入监管规制和相关国际经验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意义、变化与启示: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研究——以S省省管本科院校为例

本文以S省为例,考察党的十九大之后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改革旨在形成完整、高效、规范、科学的规则维护与惩戒机制,实现对高校“关键少数”和“关键领域”的重点监督;对于优化高校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有重要意义;改革后的校纪委受省纪委监委和校党委的双重领导,独立性、权威性、履职能力明显增强;其工作报告制度、内部管理制度、信息共享机制、工作会商机制、审查调查协作机制,都有力地保证了高校纪检监察体制的协调统一和高效运转。

国家审计能降低国有企业审计风险吗?——来自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7—2019年省以下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5年开始的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审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财物统一管理显著降低了省以下地方国有企业的审计风险;在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压力小的地区以及投资者监督弱的企业中,人财物管理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审计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人财物管理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降低地方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进一步降低审计风险。研究结论对完善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加强审计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央地金融监管协作:经验、回顾与展望

我国金融业体量庞大且关联复杂,金融治理愈发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协作,形成合力。近年来,各地均在探索建立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监管协调机制,但仍缺乏系统、明确的顶层设计,且面临中央指导不够、基层力量不足、法律规定不明等挑战。本文对国内外的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了梳理,按互动程度深浅将国际上金融监管协作机制分为无需互动、有限互动和深度互动三种模式,并按时间和特点将国内央地监管协作机制建设分为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现有机制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本文提出了构建双层监管协作框架、完善金融委地方协调机制、完善法律配套体系等系列建议。

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中行为监管体系的构建

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乃金融业之'本'。唯'本'固,'业'方安。加强行为监管,是金融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否则必失序、出乱象。次贷危机后,加强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国际共识,也成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金融业行为监管中的问题主要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横向部门间、纵向中央地方间监管空白填补慢,对日常行为监管和具体的消费者保护工作能推则推,避而远之,抓住问题后罚则太轻威慑太小,消费者金融知识欠缺,市场供求双方的诚信意识还有待加强,等等,导致市场乱象周而复始,教训深刻。2015年以来,我国金融业行为监管逐步趋严。在本轮金融监管改革中,我国应通过完善金融业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加强行为监管,强化金融机构行为风险管理,增强市场诚信意识,重视金融知识普及,提高金融消费者素养等,建立有效的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从长远巩固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乱象整治的成果,夯实金融稳定与安全的微观基础。

职业放贷人的识别及其现代化治理——基于演化博弈分析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第53条对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职业放贷人概念被滥用引发道德风险和识别标准不够明确可能影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效果等问题不容忽视。职业放贷人的识别应当坚持实质解释原则,把握司法政策所保护的法益,借鉴商行为核心要义,坚持两个核心标准、三个辅助标准和一个反规避识别方案的具体规则。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演化博弈分析来看,既要继续坚持重拳打击职业放贷人主旋律,还应遵循金融市场的内生适应性要求,尽快颁布《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培育“新型职业放贷人”,努力实现职业放贷人治理的帕累托最优,进而推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