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与出口产品加成率: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基于样本期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事实,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并且该影响效应在异质性产品、竞争型行业、外资企业以及存在进口行为的企业中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产品质量效应、边际成本效应、价格竞争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响出口产品加成率,其中产品质量升级和进口成本降低造成的影响占据主导,这是人民币升值显著提高出口产品加成率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显示,人民币升值的市场选择效应降低了产品内企业间的加成率离散度,提升了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市场选择效应和企业内加成率调整的共同影响下,其对企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finitely Improve Firms'Markups?

In this paper,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heterogeneity model of firms.Based 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we find that under the effect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digital transformation does not alway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firms'markups,but has an"inverted U-shaped"nonlinear influence,which first promotes and then inhibits markups.Firm innov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are the key micro-mechanisms for the above effects to play a rol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facts and empiric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the measurement test yields the following results.First,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irms'markups when it is below a specific threshold value,but i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when it exceeds this value.That is,there is an"inverted U-shaped"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irms'markups.Second,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markups of state-owned firms,export firms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firms than on the markups of other firms.Third,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n impact on firms'markups through two key mechanisms:firm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oduction eficiency.The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ults 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Therefore,firms need to 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progres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Firms should make proper choices in the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key areas,as well as avoid possible problems such as"too much".In this way,we can better consolidate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僵尸企业的产业链效应与民间投资挤出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和效果都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是当前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政策议题.本研究以僵尸企业的产业链效应为切入点,探讨商业信用和产品定价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决策,力求为稳定民间投资提供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实证结果表明,下游僵尸企业会显著降低上游民营企业的投资规模.就商业信用渠道而言,下游僵尸企业拖欠上游企业的应收账款,降低其“内源融资”,从而强化其融资约束.就产品定价渠道而言,下游僵尸企业降低上游企业的成本加成,从而挤压其投资的边际收益和利润空间.解决僵尸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债务支付拖欠和定价压低问题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工具.

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产业链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吗

基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链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将OECD成员和美国制造业产业发展构建为技术前沿面,以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为基础,通过稳健的TFP和价格加成的测度方法,量化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内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缩小与产业前沿技术面的发展差异,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能够削弱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在长期则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市场势力,两者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链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将创新函数引入一般均衡方程,构建加成率、生产成本、市场规模、竞争参数、创新投资为一体的模型,由此得出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冲击企业加成率的理论命题。而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出口需求变动导致的竞争增加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存在负向效应,而企业的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能弱化这一负向冲击,但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能有效削弱竞争带来的负向冲击,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否通过创新活动最终完全削弱竞争的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从要素密集度、地区、贸易方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和一般贸易类型的企业,其各自的加成率受需求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小,受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较大。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之谜——基于成本加成率视角

中国出口企业具有不同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特殊性质。在De Loecker(2012)分析框架基础之上,引入工具变量控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运用GMM2S、2SLS和LIML方法计算不同类型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从成本加成率角度考察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总体上大于非出口企业;综合考虑企业进出口状态时,进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最大,只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最小,这也意味着进出口企业生产率最高,只出口企业生产率最低。不同进出口状态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存在巨大差异,这很可能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

管理者能力、内部控制与企业成本加成率

企业成本加成率是以成本为基础衡量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主要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这一作用机制提高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研究结论不仅为新时期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价格加成、融资约束与劳动力资源错配

借助持续经营企业数据,从多维细化层面揭示企业价格加成和融资约束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价格加成、融资约束及二者的交互项均会加剧劳动力资源错配;价格加成加剧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渠道为价格加成提升对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正向促进效应大于其对工资的正向促进效应,融资约束加剧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渠道为融资约束降低了劳动力的工资而倒逼了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递增;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加剧劳动力资源错配,出口、企业员工数、企业年龄和投入产出效率能缓解劳动力资源错配,而补贴和新产品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作用力非常有限。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劳动力活力和实现"量"的优势向"质"的优势转变方面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汇率变化对福建企业与东盟贸易成本加成率的影响

基于2006—2011年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时,福建企业会调低成本加成率,以保持对东盟贸易的市场份额,但导致利润空间被压缩,贸易竞争力下降;相比于加工贸易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汇率变化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贸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更显著。福建企业可通过加速产业升级,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走出去",强化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增添"文化元素"等策略,降低汇率变化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提升对东盟国家的贸易竞争力。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能否推动其成本加成提升?

中国企业创新投入能否提升其成本加成,是关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企业层面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问题。在厘清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系统检验了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主要影响途径。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可以有效提升其成本加成,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结论是可靠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其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显著增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新产品创新等途径推动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为强化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其贸易利得和竞争力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本加成提升

文章测算了省级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通过数据匹配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都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成本加成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其他四类企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私有企业、独立法人企业两类企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提升法治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可以助推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

高管政治身份影响民营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与上市企业匹配数据探究高管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并改善契约实施环境,从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和契约密集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加成率有促进作用;但高管政治身份也存在阻碍研发投资等效率减损效应进而对企业加成率有抑制作用;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效果导致高管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综合影响不确定且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此外,人大代表类和省级以上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显著,而政府官员类和市县级政治关联的影响不稳健。进一步的中间机制检验表明,边际成本和研发创新变动是高管政治身份影响民营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本文研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成本加成: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成本加成视角实证检验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在此基础上,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市场化改革对于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成本加成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化改革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两种渠道综合作用共同提升企业成本加成。

上游垄断与我国出口企业加成

企业加成度量了企业的贸易利得与市场势力,是国际贸易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现实问题,如何提高出口企业成本加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亟需思考。本文从上游视角和微观企业层面出发,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匹配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上游垄断显著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第二:由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出口状态的不同,上游垄断造成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第三:产品质量是上游垄断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的中间作用机制。最后,笔者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进口、企业绩效与国民福利——文献回顾及对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启示

扩大进口既是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具体实现路径。本文回顾并梳理了近年来基于中国背景的以"进口"为研究主题的主要代表性文献。现有研究一方面从加剧市场竞争和改善生产投入两个渠道,考察了进口对生产率、研发创新、成本加成和出口行为等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测算了进口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为以进口促进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分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从影响进口的因素、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以及进口对国内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三个方面,展望了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研究方向,以激发学术界对进口与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垄断在加剧吗?——以美国研发与专利市场为例

本文研究了美国各个产业在过去二十年所经历的研发集中度的上升。同时,证明了三个新的可能比较重要的影响渠道:第一,由于反垄断执行的放松,大企业可以通过更大的市场力量获取更高的利润,并得到更高的生存率;第二,由于行业进入监管的加强和进入成本等固定成本的上升,使得低生产力的小企业退出;第三,由于网络具有传导机制,从而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性,使得绝大部分行业的研发集中度都在同时上升。本文基于不完全竞争专利市场的框架,阐述了异质性的个体企业拥有内生的可变加成的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之下,可变加成依赖于该企业的专利的市场份额。企业的专利市场份额越高,利润和存活率也越高,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行业的垄断地位。本文还证实了随着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大,不仅在本行业研发投入会更多,还会进入更多的部门进行知识创新。最后,本文在产品市场和研发市场之间建立起联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两个市场之间相似的集中度上升趋势,并分析垄断程度上升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本文是基于美国专利市场的研究,但是对于中国的专利和研发的集中度趋势以及相应的反垄断规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最低工资与企业价格加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各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从价格加成视角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经营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重点探讨了可能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价格加成,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这意味着在短期最低工资潜在的成本效应大于其生产率提升效应。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存在异质性,企业资本密集度和平均工资越低,其价格加成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越大。此外,最低工资上涨还会降低城市行业内价格加成分散度,有利于行业内资源错配的改善。

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

本文将劳动力成本纳入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中,论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平均工资提高会引起当期企业加成率下降;(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影响较大;(3)企业跨越一定门槛效应后,可以通过"工艺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实现加成率动态提升;(4)行业技术水平和省份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在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最后,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加成率的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的贡献较小;另外,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加成率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它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加成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丰富了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于客观评估中国加入WTO的微观成效和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