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戏曲资源及其现代利用转向--基于佛山祖庙文物的视角

文物蕴含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元素,中国不少文物承载的戏曲资源就具有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价值,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可进行活用。从佛山祖庙文物中,可以探寻出文物的戏曲内容与文学小说的深层联系,运用“符号学”原理,这些文物在当代得到保护并实现其现代利用转向,是完全可以的。

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在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中的应用

综述了X射线荧光光谱法、傅氏变换红外光谱法、X射线衍射法、拉曼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核磁共振波谱法和热分析等方法的原理,以及特征和优缺点,总结了其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历史和现状,揭示了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以期为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革命文物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革命文物资源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本文主要从历史传承性、内容契合性、现实需求性等三方面探讨革命文物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内在逻辑,并从资源整合、内容优化、师资培育三方面探讨具体的实践进路,以期更好地运用革命文物资源,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思政育人实效。

“保存国粹”:图书馆与民国前期的文物保护(1912-1937)

抗战之前,在传统与现实共同影响下,图书馆兼负保存古代典籍与器物的使命。民国前期的众多图书馆通过建设附属博物馆机构、开展博物馆学课程、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以及进行文物征集保管等实践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又通过推介文物考古图书、报道文物考古消息、举办文物展览会等方式传播文物保护知识,推动了近代文物保护事业。

从“文献”到“实物”: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困境与图书馆的因应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官方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职能缺位、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及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滞后,使得众多古籍和古器物流散海外,形成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在此情境中,图书馆团体深刻反思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积极因应文物流失的局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级公立图书馆不仅继承了古代藏书楼的传统,不断开展古代典籍版本的征集、保存和出版工作,而且自觉担负古代器物保存和展示的新使命,实现了由保护古代“文献”向保护古代“实物”的深化,扩充了图书馆的文物保护功能,保存和拯救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图书馆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了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

近现代文物建筑修缮保护设计——以文确楼为例

近现代文物建筑是1840年以来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保护近现代文物建筑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如何将其保存下来,修缮保护是关键。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确楼为例,通过建筑历史背景的调查、建筑形制的分析、建筑价值与质量的评估,提出修缮保护的原则与措施。

金陵女子大学旧址文物保护技术与加固方法研究

重点研究了文物建筑保护与结构加固的关系;探讨了文物建筑保护技术与结构加固方案选择的原则。以金陵女子大学旧址为例,分析其使用的加固方法对文物本体的影响,对混凝土梁柱采用干式外包角钢增设附属子结构;对楼板采用增设槽钢支撑;对木屋架增加侧向连接,剔除糟朽部分,新增木构件。体现了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防灾减灾等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原则。

民初地方法规《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之研究

1913年河南省发布的《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是目前已知第一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文物保护法规。此法令的出台背景和当时文物被破坏、流失、国家法律缺失等有关,可能也和主政地方官员对待文化的态度有关。《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展现出很多开创性的进步内容,如将名胜古迹和古代建筑物列入保护范围,规范非法发掘和偶然发掘之古物的所有权问题,提出变更古物时不失其原有价值的保护原则,将所有权纳入古物调查内容等,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该法令展示了在政局动乱、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进文物法制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呈现20世纪初本土观念开始向法制化和近代化转向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曲折经历,提示我们对外来遗产话语保持审慎的态度。

以历史文化遗产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基于哈民遗址的考察

哈民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聚落遗址。在文脉特征上,该遗址兼容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天人合一”文化精神、“兼容并蓄”文化逻辑与通辽地域文化的共生互鉴文化机理。在保护利用上,该遗址形成了以科技为关键推动力、以展示文物为亮点与强化考古体验为特色的模式,以及以专题类宣传活动为抓手、以特色产品推动相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突出特点的实践路径,起到了提升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发展通辽地域文化的积极作用。哈民遗址的保护利用为探索以历史文化遗产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从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与支撑等多个方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论文物保护与文脉的传承与中断——兼与《旅游学刊》笔谈中某些观点商榷

本文以文物与文脉的内涵阐释为切入点 ,分析了文物保护的必要性与文脉中断的可悲 。

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从“二分法”到“四分法”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或二元选择的困境。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并非只出现对立或趋同两种形态,还会出现并存、联结等连续形态或中间形态,至少会出现对立、趋同、并存、联结四种不同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再采用传统和现代"二分法",而应该运用"四分法"。我们不仅要把文化遗产放在校园、博物馆、传承人工作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馆等场所看其留存和继承,更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境(如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看其传承和发展。我们既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的冲击,也要看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并存;既要看到文化遗产被动受所处经济社会场境影响的特点,也要看到文化遗产具有的能动性,其可以自主生成各种企业、组织、产业甚至产业集群等。

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考察(1949-1965)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文物保护行政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中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法规和政令,在国家建设中的各个历史阶段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国家建设的相互协调。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数以千计的中华文明中最宝贵、最精华的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这些成就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体现,表现了新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强大的国家能力。

世界遗产视野下中国近代铁路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的分析

在工业遗产研究从欧洲转向亚洲、强调亚洲工业遗产保护独特性的背景下,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以登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国近代铁路遗产项目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铁路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文章结合遗产的历史时期、空间格局、资本属性以及社会发展等因素,叙述了殖民文化的典范性,补充、丰富了以欧洲为核心的现有遗产体系,为近代铁路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

川南僰人文化遗存概览及其当代价值

川南僰人,是古代四川宜宾南部山区的土著居民,是一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消亡民族。从先秦时期到明代中叶,多民族杂居与融合为宜宾沉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尤以僰人及其创造的历史文化最具历史底蕴,最能彰显宜宾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弘扬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深入挖掘、研究川南僰人文化遗存并开发其当代价值,当为宜宾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近代文物保护单位命名的艺术——以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为缘起

中国的历史建筑,依时期可分为古代建筑、近代建筑和现当代建筑。古代建筑的命名非常注重名称蕴含的教化意义;现当代建筑的命名包罗万象,命名的方式或以时间地域,或以人物事件,抑或以美学特征。而近代建筑,尤其是近代文物保护单位之命名,因历史缘故,建筑命名多以历史事件为标志。文章借对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的相关梳理,旨在探讨近代文物保护单位命名的艺术,准确了解历史存续和城市记忆,为近代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借鉴与启示。

循故土建筑文脉 展民族领袖风采——毛泽东文物馆建筑

将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展示功能相融合,以传统和现代建筑手法相结合的方式演绎地域建筑特色。毛泽东文物馆以庭院组合的风格与已有建筑风格相协调,并适应现有地形;建筑立面吸收湖南地方建筑元素,以现代材料和手法加以演绎。设计力求通过对建筑风格的准确把握,营造出根植于伟人故土的纪念性建筑。

城不在古 显史则名——谈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一定时代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 ,同时又是一定思想理论及其文化附属物的产生地。按这样的标准 ,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区和若干先进思想理论的诞生地 ,应是中国境内与西安、北京齐名的一流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未被确认的原因 ,在于人们以历史的久远性判断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 ,误以为城市越古越有名 ,以致忽视了广州近现代名人遗址遗迹的整理和建设 ,使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承传几乎丧失。恢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应首先树立“城非益古 ,有史则名”的新观念 ,准确把握广州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定位 ,有规模地建成一批近现代名人在广州的遗址遗迹 ,并以影视等其他文化业相配合 ,把广州建成能读通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型博物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富价值的历史文化活动。

对近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文物修复材料的试验研究——以浙江省磐安县道德桥为例

目前对混凝土结构建筑的修复手段主要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少与现场的结合,且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将试验研究结合现场工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能达到较高的资源利用率,确保修复材料的适用性。现场试验针对3个方面的修复材料,分别使用3种防水材料后对比覆水试验与含水率测定结果来比较防水材料的修复效果;检测注浆前后的强度、色差及粗糙度变化等来确定注浆材料的修复效果;通过硬度计与回弹仪测定修复后表面抗压强度与硬度来比较表面修复材料的修复效果。结果表明:瓦克膏体硅烷材料防水性能最好;天然水硬性石灰微收缩注浆料NHL-i07对表面裂缝处进行针管注浆加固的填充效果最好;碧林增强剂KSEOH300进行表面加固后强度增加较明显。本试验探索了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设计的新方法,对类似的古建筑修复项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是当前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已经开展了一些探索性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但全面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水平,需要着眼宏观战略,通过完善行政、决策、执法、文物资产管理等相关制度,全面推进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运用法规制度、经济手段等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予以鼓励和规范,同时运用舆论手段加以引导和监督。

近代昭通历史文物保护与云南地域文化研究

考古资料表明,云南汉代文化的研究发端于清末昭通发现的汉孟孝琚碑。由于史乘不足,昭通乃至云南古代的历史,鲜为国人所知。随着考订孟孝琚碑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探究中央王朝开发云南的历史成为近代昭通以及云南学者的责任。此后梁堆、朱提堂狼铜器以及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陆续在昭通发现,开启了云南地域历史文化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的先河。近代以来境内外学者对孟孝琚碑(含与之相关联的梁堆)、朱提堂狼铜器和袁滋题名摩崖石刻的保护研究成果,揭示了古代云南在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并为之后发现更早的云南历史文化遗存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