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政策主张及其在美国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理论对我国财政实践的有益启示。

论清末财政立宪运动的兴起与失败——基于社会运动的视角

清末财政立宪运动激发了朝野齐心致力国家建设的热情,十年新政展现出历史上最灿烂的时刻。新政改革以官制作为突破口,以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作为手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此前的改革。财政立宪从思潮转向社会运动,从而成为清末民初财政现代化的先声。财政集权是清末财政立宪的重要举措,然而行之过于操切,致使"惠民之政"变成"病民之根"。迨至各地民变丛生,改革最终葬送了作为改革者的政府。然而财政立宪的进程依然在继续,清末的失败恰恰为当下中国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立宪主义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思路

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了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继续增加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央政府对财权、事权的过度控制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足,同级地方政府部门间财权的过于分散导致了举债权滥用,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政府的财政监督不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之后导致的财政权与市场的分割不清,都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持续增加的原因所在。因此,从立宪主义角度出发,在法律的层面上完成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的财政分权和财政权与市场的分离,将是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

复合单一制下的财政分权格局——对当代中国隐性财政宪法的考察与展望

提出复合单一制概念,旨在对我国国家结构形式作出更适合、更深刻的界定。在"一"与"多"的对立统一中,复合单一制要求并赋予财政分权格局更多的制度弹性。复合单一制下的财政分权,实际上是对当代中国隐性财政宪法的一种集中表达,突出体现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特色与相关功能。复合单一制与财政分权格局的关系有机统一,前者是后者形塑的时代与国情环境条件,决定着当代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格局,后者丰富了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内涵,贯彻了前者的实践可能性与可持续性,这一隐性财政宪法逐渐走向成文化、体系化和制度化,是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基本趋势,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财政预算的合宪性控制问题研究

我国财政预算具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属性,是为满足普通公民基本生存、人格尊严与社会发展,而制定的与社会经济、公民需求相符合的财政收支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围绕盈利性、非盈利性公共项目,对现有财政预算宪政理论、分权理论展开深入研究,探讨不同层级政府所做的财政决策、财政支出,是否符合宪法基本属性要求,并提出财政预算体系结构、规范运作的发展策略。

我国“财政入宪”问题研究:以比较法为视角

财政立宪主义是“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公法上的财产关系的理念与原则”,其在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得以广泛运用,有力地推进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比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宪法,我国《宪法》中有关财政制度的规定较少、内容比较分散、系统性相对较弱,不利于从《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上对现代财政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指导、规范和监督。鉴于目前“财政入宪”已经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立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础上,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德国、法国和日本宪法中关于财政制度的立法体系和相关内容,并结合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方向,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现代财政制度特征的“财政入宪”路径。

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宪法治理难题

从财政的法律观点来看,作为"财政国家"的核心体系之一的财政划分制度是国家"财政治理"中最为敏感和最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核心的治理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建构。以中央为本位的财税体制与以地方为本位的财税体制都面临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交叉重合领域内的划分难题。基于财政划分在宪法上的"功能—结构"设计和中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我国应该在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的基础上渐进性地保障地方的财政自主和财源充足,这样将有利于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使得现行财税体制符合"财政宪法"所昭示的价值追求。

论预算监督与财政立宪——基于中国省级人大实践的探讨

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是深具中国特色的监督制度。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在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的完善中同属一体两面的关系。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理论深度亟需拓展。在对中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实践的分析基础上,预算监督与财政立宪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人民主权、权力配置与预算监督主体间的关系成为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

财政立宪的范畴辨析

税收立宪构成了财政立宪的基础和关键。根据宪法是否以专章规定财政为标准,财政立宪可以分为形式财政立宪和实质财政立宪;根据财政立宪的发展阶段不同,可以分为近代财政立宪和现代财政立宪。我国应该以完成近代财政立宪为主要目标,积极回应现代财政立宪的挑战,同时,积极推进实质财政立宪,为实现形式财政立宪创造条件。

财政立宪:公共财政与国家宪政的双向互动

公共财政的宪政性质与意义相当明确,其本质在于通过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互动,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首先,从历史渊源来看,公共财政与宪政的耦合始终交织于宪政运动中。以税权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争端是宪政发生的直接动力,近代宪政改革的直观成果则体现为财政转型。其次,从立法文本来看,财政权是国家经济权力乃至一切权力的根本,以控权为宗旨的宪法规范将约束财政权力作为其核心内容。最后,从实际运行来看,公共财政与宪政呈现互联互通的关系。公共财政的良性运行是宪政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而宪政制度又是支撑公共财政的制度保障。经由财政转型确立宪政体制,再通过推行宪政保障财政运转,形成了"财政立宪"的基本逻辑,这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公共财政的要义,为社会的转型与立序开辟了一条积极而又稳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