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力冲击下的企业纳税遵从:征管效应还是迎合效应?

利用2010—2015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以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强度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地方财力冲击对企业纳税遵从行为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冲击下,企业纳税遵从显著提升;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倾向于加强对小微企业的纳税监管,但是财力不足反而刺激了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的避税动机。从影响机制来看,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会提高征税努力并加强税收监管,同时企业也会采取策略性行为迎合政府财政需求,两种渠道共同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财力冲击所激发的征管效应与迎合效应,提升了地区行业间税负公平性。

财政竞争策略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

笔者以2008—2020年294个地级市和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策略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作用机制表明,税收竞争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财政支出竞争会通过促进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强化企业税负粘性,后者会产生部分遮掩效应。策略互动效应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竞争缓解企业税负粘性的作用略大于税收竞争,且两者存在一定的策略替代关系。

财政目标压力、征税努力和企业技术创新

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使用手工整理的2003—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数据来衡量地方财政目标压力,研究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财政目标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出规模,但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努力来完成财政收入目标,进而提升了企业实际税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以发明专利产出为代表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目标压力对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和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的创新活动的抑制最为明显,且这种抑制效应更多体现在存在财政赤字的地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来实现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式财力事权不匹配的事实,选取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和多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不仅直接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还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增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进一步抑制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财政纵向失衡的负向效应在低转移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营改增”制度前期更加突出。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抑制效应加剧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度与税收努力

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利用面板随机前沿估计法和面板熵值法测度了各省税收努力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而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抑制了税收努力水平,且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省份和“流量竞争”阶段这种抑制效应更强;作用机制分析显示,财政收支分权程度的加深是数字经济发展抑制税收努力水平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税收努力的抑制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特征。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税收努力水平的影响因素,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税收努力水平的效应、机制和特征的理解,同时为“数字中国”战略实施及税收努力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

近年来,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承担着差异化的税收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财政竞争对企业税负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缩小企业税负不平等,财政支出竞争会扩大企业税负不平等,作用效果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平等。作用机制表明,财政竞争会改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这会导致企业间税收征管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税负不平等。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在制定减税降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时,尽量降低税负不平等程度以减轻企业税负痛苦指数;压缩税收努力的弹性决策空间,弘扬依法征税精神;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遏制企业逃避税行为。

积极财政政策对抗经济风险:从历史中重拾信心

积极财政政策曾三次较为成功地化解了经济风险及自然灾害等传导给经济的风险。尽管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风险比之前的风险持续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强、宏观调控难度更大,但积极财政政策仍然能为当前的风险注入确定性,能为市场经济主体提振信心。展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其主基调是“加力提效”,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树立全局观与整体性的调控思维、以可持续性与扩张性并举的路径提升经济景气度,以及通过优化积极财政政策工具与转变调控内容来化解当前经济风险。

论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差异——基于功能与地区多重分类考察的另类荷兰病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分税制下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区财政努力差异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对转移支付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总体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就区域效果而言,转移支付在促进东部发达省份财政努力的同时,抑制了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财政努力;就转移支付的功能类型而言,以税收返还为主的条件性转移支付会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征税,而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将不同程度地抑制地方财政努力。这就产生了挤出效应与另类"荷兰病"的问题。

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DID和Ordered Probit分析方法

利用1990年与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使用倍差法和Ordered Probit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分税制改革在宏观方面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上扭曲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分税制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转移支付力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负效应,而改善民生性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此,提出调整转移性支付结构、实施扁平化财政制度、贯彻彻底而全面的经济性分权、构建和完善民生性财政等措施。

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财政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吗——基于广东的证据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考察广东省财政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整体对下级政府财政努力产生负向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虽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税收返还降低了下级政府的财政努力;专项转移支付虽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但其强度远低于税收返还的抑制效果。

财政转移支付、财政努力与区域经济发展

利用2003-2013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数据,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差距的调节作用,发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影响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资本量相比于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过多,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这使得原本经济发展就相对落后的地区缺少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即西部地区在接受较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条件下依然没有很好地促进经济产出。同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会导致财政收入的不稳,进而影响到政府用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规模。并且,地方政府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支出或财政收入的比重越大,用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比重越小。政府的财政选择并没有向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新要素倾斜,原本经济落后地区未能在转移支付制度作用下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此,中央政府可考虑合理调整转移支付结构,构建具有正向激励机制的转移支付制度,并纠正地方政府在此制度下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偏向问题。

转移支付、财政努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研究——一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基础模型并结合我国2008-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转移支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辖区内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该促进作用易被缺乏弹性的行政性薪金支出弱化。转移支付在提升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上存在着以财政努力为门槛的三重门槛效应,随着地区财政努力程度的不断提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增进效应也呈现阶梯性提升。因此,控制财政支出的可替换效应,加快构建与地区财政努力程度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向民生领域倾斜是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环节。

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努力吗?——基于税收分成、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三元视角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税收分成、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财政分配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转移支付不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水平。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激励作用为负,专项转移支付同样会抑制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积极性。(2)税收分成比例和地方财政努力正相关,且不同税种的分成比例对财政努力影响具有差异性。(3)预算外收入的大量存在抑制了地方政府筹集预算内收入的积极性。(4)财政净流出地区少量的转移支付能够提高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财政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对财政努力具有负向影响;税收分成对财政努力正向影响,且相比财政净流出地区,净流入地区更小。

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努力

本文实证检验了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通过引入空间效应,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我们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的提高会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财政转移支付依赖越高则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越低,并且地方政府会依据过去的分成比例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决定其财政努力水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我们还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横向模仿行为,横向政府间财政策略存在空间外溢性。

上级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97～2011年县级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努力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各地区财政努力程度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努力度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地方财政努力度;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财政努力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最大,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财政收入差距,但这种均等是建立在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入行为消极影响基础上的,是一种"无效率"的均等;在各类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显著提高了地方财政努力度,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则显著降低了地方财政努力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更加显著。因而,需要构建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

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1999-2016年的数据分析

为了解湖北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努力程度,利用1999-2016年间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数据,选取中等职业教育财政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占地区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及地方生均教育经费指数作为财政投入努力程度的评价指标,并对四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其权重系数,然后计算出历年政府投入努力程度的测量结果,发现湖北省财政投入努力程度总体偏低,但2011-2016年呈增长趋势。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发现财政分权、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财政支出能力对地方财政投入努力程度有积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财政投入努力程度提高的原因,据此提出了适宜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努力倾向与影响因素

财政分权后地方获得经济增长的受益权是调动地方财政努力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但收支分权不对称和政府间事责转移等问题的存在,使转移支付成为分权制度的重要补充。理性的政府官员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既要考虑到其边际分成收益,也会考虑融资成本。运用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努力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地方争取预算外的努力略高于预算内财政努力。同时,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对财政努力的激励设计,地方越来越依赖于中央的财政援助,弱化了地方的财政努力。

政府间纵向财政分配与地方财政努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与责任分配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在财政包干制时期还是分税制时期,地方政府的收入留成比例对于其财政努力度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只是在分税制时期这种影响有所降低。支出责任的分配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对地方政府征集收入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却很明显地抑制了这种积极性。

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政策

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筹措资金。为达到此目的,南部邦联政府采取了征税和发行国库券与债券等措施。由于通过征税获得的财政收入微乎其微,南部邦联政府的财政资金便主要依靠发行国库券和债券。此举固然使得南部邦联政府短期获得一部分可支配资金,但由于南部邦联没有坚实雄厚的财政基础,又得不到外来有力的资金援助和支持,因此南部邦联财政政策并未实现既定目标,反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加剧了南部邦联的民心涣散,最终加速了南部邦联的失败。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

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我国30个地区2002-2017年数据为基础,本研究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究了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对资本错配具有间接效应,即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降低扭曲了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