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构建中国财政话语体系的关键问题及建议

财政话语权属于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弱程度集中体现一国的实力状况。当前,西方国家在巩固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规则上呈现“双向强化”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更为不利的局面。提升中国财政话语权,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至关重要。构建中国财政话语体系需要抓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明确构建话语体系的目标;二是围绕目标,依据具体领域特点,形成包括概念、术语、框架等在内的财政话语体系基本元素。在此基础上,占据话语权的道德和文明发展制高点,找准话语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话语体系。同时,讲究策略、把握重点、分步推进,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我国编外教师问题及政策启示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编外教师的发展经历了代课教师与民办教师并存、以代课教师为主、只允许临聘教师存在三个阶段。2000年后,编外教师的分布呈现出城填比例增加、农村比例减小、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加剧及以初等教育学段为主的趋势。只有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完善教育财政拨款体制,增强科层组织间权力分享与权力结构重组,确保合格师资的有效供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编外教师问题。

地方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问题研究

地方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已经成为分税制后我国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运行十年来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事权划分原则性不强且缺乏法制化基础导致了政府间事权下移,地方政府级次过多与"倒轧账"式的分税模式引起了地方政府间财权上移,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造成了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日益扩大。为此,我们应选择相应的治理对策来完善我国地方财政体制。

政府间事权优化配置的基本思路--基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

各级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决定着其财政支出结构,反过来,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反映和体现了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状况。文章通过分析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以考察事权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致因,探讨优化各级政府间事权配置的新思路,即在"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框架下,依据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科学理论合理划分中央、省及县政府之间事权。

论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

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税权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司法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可以有效防止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滥用。按照不同税种的归属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乡财县管”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

乡镇财政是地方财政的基础,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当前乡村社会快速转型和县乡财政关系深度调整阶段,新农村建设面临财政约束和体制困境的现实挑战。作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财县管"通过规范县乡财政关系和健全基层财政体制,构建了基层财政与乡村社会运行的一种新秩序,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和制度保障。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分税财政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健全探究

1994年税制改革并实行分税财政体制后建立起了现行地方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地方税体系在税权划分、税种设置及税收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针对这些问题,在总结国外地方税体系建设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健全措施。

关于我国统一财权制度必要性的思考

一国财力的大小是其综合国力强弱的主要体现,而财权统一与否直接影响着财力规模。我国现阶段财权比较分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历史分析可以发现,财权统一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可以说,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提高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统一财权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均衡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财政体制首先是将地区经济分级并将其作为财政体制设计的基础,认为不同经济等级的地区应该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财政体制,地方是否与中央分税、如何分税决定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针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设计了不同的体制模式;最后是对政府事权"分块",认为可对"共有事权"进行局部调整,以使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地方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问题研究

地方财政体制权责不对称已经成为分税制后我国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运行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事权划分原则性不强且缺乏法制化基础导致了政府间事权下移 ,地方政府级次过多与“倒轧账”式的分税模式引起了地方政府间财权上移 ,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造成了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日益扩大。为此 。

财权事权联动考量下的财税体制合意性改革研究

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权、事权划分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学界多认为中央财权太大,事权太少;地方事权太多,财权太少。因此,学界呼吁上收与下放相结合的财权事权改革。通过数据与实证考量,发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总体匹配,具体不合意;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均呈现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央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地方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央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联动考察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央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效应。由此,提出不应削弱中央财权、完善中央本级的支出制度、加大并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和不应减少地方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等对策建议。

财权、财力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法治化

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事权常作非正式调整,财力也常发生非正式转移配置。从总体来说,事权下移,财权有所上收,而财力则作不规则转移,这直接导致了基层县乡政府的财政困局。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项贯彻国家政策意图、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财政平衡制度,在我国由于其法律规制的程度过低,其实效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循序渐进,实现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

立法中地方利益本位的原因释析及对策

立法中的地方利益本位是当前面临的难题,具体而言,当前分权的财政体制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共同导致了地方在立法政策上更多地向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经济领域倾斜,而忽视了对社会整体利益、公正的价值目标及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关注;同时,在权力问责机制方面,纵向问责机制和横向问责机的不健全,又为地方立法的本地化倾向留下了制度空间;最后,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长久存在的竞争关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立法蜕变为一种片面维护本地利益的工具。由此,财政体制的法治化建设和权力问责机制的深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举措。

我国财权制度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介绍了我国财权制度的横向财力分散和纵向财力分散的现状,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学解析

实行"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目前在改革中也遇到诸如扩权和放权的落实到位情况不乐观,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等问题。应重点推进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改革,配套的措施包括: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重点;下放权力,激活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级行政单位的机构设置等。

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配置适应人口流动的探讨——以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险为例

目前,我国人口流动带来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来明确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明晰各级政府之间有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保障其具备相应的财权财力,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文章以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险为例,对发达国家政府间的事权配置是否适应人口流动的特点和需要进行了分析,为优化设计我国的财政体制、明晰我国各级政府间有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解决我国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效率供给奠定了经验基础。

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主要覆盖体制内的政府收支和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财政收支两翼联动;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经历了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