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治视野下地方人才奖补政策规范研究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各类人才奖补政策,开启“抢人大战”。通过对地方人才奖补政策现状的梳理发现:政策数量众多,但法律效力低下,导致人才争夺加剧;政策形式多样,但奖补界限模糊,导致税法地位不清;地方人才奖补支出较大,效果显著,但地方政府可能滥用公共财产权。人才奖补直接涉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因此,运用财税法定、财税中性和公共财产权等财税法理论工具,对地方人才奖补政策进行合法性考察、正当性审查和有效性评估。最后指出,从遵循财税法定、体现财税中性和贯彻公共财产3个方面规范地方人才奖补政策,通过财税法治之路迈向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

构建三级政府财政：以地方财政体制变迁为视角

基层财政困难根源于财政体制不规范，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对称，因而解困的根本途径在于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财政体制创新。然而。创新财政体制的前提条件是简化现有过多的政府财政级次。以地方财政体制变迁为视角．推行“省管县”、“乡财县管”两项改革，将财政层级从五级优化为三级，可为合理配置政府间事权财权、彻底解决基层财政困境提供新思路。

基于财政性资金的专利权权益归属

通过对专利权归属变化后的绩效分析,提出兼顾公平和效率是解决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的专利权归属问题的基本原则:权利和义务对等是确保公平进行权益分配的前提,而寻求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是立法价值的根本体现。

创新我国文化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及政策研究

在国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财政体制总体改革目标下,如何合理划分文化领域政府间事权、建立科学的中央和地方文化支出责任分担机制既是实践难题又是理论难题,需要在公共产品基础理论之外,进行问题梳理和理论创新。通过分析不同文化产品的基本特征,归纳"公共所有程度、排他性程度、收益预期稳定程度"和"可经营性程度、可交易性程度、受益主体可区分程度"六大特征性指标,从操作层面上建立起区别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本标准;通过归纳"受益范围、行动效率、技术难度"三种主成分因素,建立起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三原则"。由这六大特征指标与"三原则"形成的结构化理论模型,构成文化领域内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划分标准和政策路径,可以为当前我国文化财政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实现路径。

财权管制变迁、税收分成博弈与城乡非均衡增长——来自广东县际自然实验的证据

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与税权集中行为都是不同交易费用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当交易费用超过通过财权管制而获得的垄断租金时,中央政府放松对地方财权管制。分税制可以被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成契约,是一种能够分散风险的财政制度安排。虽然分税制下出现财权管制强化,但国民总产出不降反升,这是因为财权管制造成的负效应被地方政府竞争引起的正效应所超越。不过,分税制下的县际竞争在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也间接导致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2)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3)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2008):基于预算权的讨论

从财政管理权(预算权)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研究财政分权的新视角。选择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可用于探讨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外,控制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这个变量后,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益。这可能暗示了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稀缺的公共资源过多集中于地方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

财政民主之权利构造三题

财政民主是人民主权原则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尽管财政利益存在着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使财政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异常艰难,但以公民财政权为基础的构造方式将财政民主制度化,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财政民主的权利构造并不能完全置身于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轨道之外,因此,在财政民主的权利构造的动态过程中,还要围绕国家财政权的行使实现公民的财政利益和公共财政利益。

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非经常性损益出台后的影响

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有可能受到抑制。文章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地方政府参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原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非经常性损益标准的出台使得补贴对配股资格的影响降低,但仍具有一定影响;同时,补贴为上市公司的扭亏起着重要作用,部分公司通过补贴达到了防止被*ST的目的。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制度环境

我国的不动产资源日益丰厚,物业税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虽然目前人们已注意到,不合时宜的税制设计及薄弱的征管机制是物业税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但现实却是改革步履维艰。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土地出让金、高房价等外在因素左右,而确保物业税制改革成功的制度环境(有效的配套制度)的缺失才是真正原因。主要体现在:不清晰的产权环境导致物业税制形成发展缺失法律基础;不规范财政分权导致物业税发展缺失财政体制基础;地方政府治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物业税制改革缺失政治基础。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现行物业税制改革的制度环境即影响现行税制的潜在因素,以此为依据建立健全物业税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因素。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乌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如何健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系——兼论土地财政的成因及其双刃效应

完善的财政分权安排体现在财权和事权的对称性以及责任执行机制的有效性方面。当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且地方政府的事权越来越大时,地方政府就会寻求税收之外的土地收入;同时,当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事权的执行时,越来越庞大的土地收入就会被用于满足当政者个人偏好的相关领域。正因如此,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它为扩大政府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为政府的错误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而产生浪费式的经济增长。浪费式经济增长典型地体现在"形象工程"、"短命工程"、重复建设、投资失误以及职务消费等方面,并成为社会腐败的主要诱因。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完善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伟大创举。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新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重点研究和分析了财政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主要做法、基本原则和要求,同时,提出了财政进一步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论社会风险应对中财政责任的限度

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难以应对所有的社会风险,因此,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资金给付责任。政府参与社会风险应对的财政责任来源于社会公民权的行使,其法律属性是法定的保护义务,是社会基本权这一积极权利实现的保障。然而,如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没有限度,就可能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同时也构成对国民财产权的过度侵害。基于均衡保护国民财产权与社会基本权的制度理念,财政责任必须以使公民享有免予匮乏的自由为限度。

低碳经济发展下美国物流业税收协同创新的制度环境研究——兼论啄食秩序理论

美国政府为实现物流业税收协同创新,在宏观管理、财政分权与产权制度方面打造了有益的制度环境。宏观管理中,逐步放松物流业的管控,加强低碳物流政策建设,法律严格规范物流业行动,实行机构分类管理;财政分权中,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就物流业而言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税收管理权限与职责系统;产权制度中,产权结构、产权运作与外部监督发展较为健全,为我国物流业税收协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美国与法国财政联邦主义比较

财政联邦主义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美国和法国分别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其政府间的职权、支出责任、税收与税权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关系等,均表现出极强的财政联邦主义特征,通过比较,既可以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提供实证,也能够为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内容。

财政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现状、矛盾及方向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由试点走向铺开,评价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评价体系和工作流程也不断走向完善。广东、浙江等省市的实践经验表明,各地评价方式具有一致性。囿于财政支出绩效复杂性、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和财政部门组织评价"角色冲突"等原因,现阶段第三方评价受法律规制不完善、独立性难以确保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困扰。从现实出发,由人大主导、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协同、第三方实施的评价模式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和实践可行性。

公共财产法: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及其法治逻辑

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应以财税法为基本框架。一直以来财税法被定性为宏观调控之法,然而随着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介入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不仅传统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同时对私人财产的侵犯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面临着新的检验,即财税法的本质属性与逻辑体系面临着再解读。一方面,对于国家集聚私人之财以形成的公共财产,在财税法的框架下自有其内涵,从而形成公共财产权;另一方面,公共财产权体现为对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和处分,这种权力规制的核心在于控权,因此建构于公共财产权概念之上的公共财产法其核心也为控权。围绕着公共财产的取得、用益和处分,公共财产法的价值功能也突破了传统宏观调控的范畴,而作为公共财产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财税法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在公共财产法价值引导下的财税法,在实现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不同空间的整合与串联的同时,法治成为最重要的前提,也将贯穿财税法的整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