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种植业财务管理效率提升的策略研究

水稻种植业的财务管理效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关键。在极端天气频发、地缘政治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水稻种植业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对于以水稻为主要粮食的中国而言,水稻及其制成品的生产已经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一环。不同生产主体模式的财务管理需求、现状各不相同,其影响因素也有明显差异。针对主体差异提出财务管理改革策略,并构建财务管理工作的保障机制,能提高水稻种植业财务管理效率。该策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市场适应性、提高水稻市场竞争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研究

回顾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演进史,以“一级政府,一级监管”为特征的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导致了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双目标冲突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不合理等问题,由此造成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困境。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缺乏法律的顶层设计,体制上的金融放权范式取代了法律上的金融分权范式。在我国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地方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关键是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经验以法律形式加以巩固,并在金融监管组织法的框架下明确央地金融事权的划分标准,完善央地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持续优化地方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与实施过程,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的行政问责制度。

金融数字化、平台化:风险治理的制度挑战与寻解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数字化必将导致金融的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的平台化,通过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服务和市场结构,带来金融生态的巨变,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数字化带来的金融生态的风险变化,不仅颠覆了传统金融制度的预设,而且使传统金融规制目标受挫与规制措施失灵。在金融数字化、平台化勃兴的当下,其风险治理应实行确保金融规制基本目标实现、自反迭代规制、重视功能与穿透性监管等基于原则的规制思路。在方略上,应实行动态灵活规制,采取窗口指导和试点项目等做法。在措施上,应实行针对性规制,与时俱进地开发出新型规制措施,并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规制和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基本逻辑与发展方向:应对金融混业经营的综合监管模式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迅速,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一系列金融创新业务给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新的挑战。为应对新形势和新变化,我国以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为基点,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本文在对金融监管模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讨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原因及发展方向,进一步阐述了本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并对后续金融综合监管的模式提出参考建议。我国将通过不断健全金融监管的模式,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财经院校改革发展研究

文章在分析当下财经行业发展态势以及财经院校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基于数字化背景,指出我国财经院校教学过程中现存的问题,并对数字化背景下财经院校教学改革的路径进行探析,提出我国财经院校应从规划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内容、深化数字化教学改革、强化校企和校政合作等方面着手改革,从而建设新时代数字化的教学体系。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以浙江民营金融发展为例

民营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浙江当地经济的市场深化所引致的结果 ,目前其已成长为浙江金融界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并对金融深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民营金融的良性发展 ,需要解除对民营金融的压制 ,为其创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

中国金融改革历程：1978～2007

中国1978～2007年的金融改革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取得了8个方面的主要成就和5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现阶段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金融发展结构不合理、金融机构运作不规范、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以及金融监管不适宜。因此，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深入改革金融机构、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以及建立与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回顾与创新思考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在制度供给绝对匮乏的条件下起步 ,中经七年的准备探索、十年的制度框架构建和四年的调整、充实、深化阶段。改革的主线是从计划金融转向市场金融的制度创新。二十年金融改革推动了金融发展 ,改变了制度运行环境 ,启动了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互动机制 ;中国金融改革内涵是从计划走向市场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数量扩张转向效益提高 ,制度创新是带全局性的 ,改革必须通揽全局。发展是永恒主题 ,改革是历史性任务 ,开放是制度转型期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2 1世纪中国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发展 ,需要认真研究金融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特点 ,结合“十五”期间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挑战 ,直面WTO ,完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调控体系 ,提高金融效率 ,保卫金融安全。

县级医疗机构经济补偿的实证研究:以J县为案例

目的:开展县级医疗机构经济补偿的实证研究,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参考。方法:以J县医疗机构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资料来源于J县医疗机构2009年财务报表等以及关键人物访谈。结果:(1)县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水平较低,县中医院对药品补偿的依赖性最强。(2)县级医疗机构药品加成率较高,其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低于医疗服务成本。(3)县级医疗机构公共筹资严重不足、个人付费水平较高。(4)县中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自我生存发展能力较差。结论:相对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撑是实行改革的前提,提高政府财政投入的公平与效率,建立公共筹资为主的筹资政策,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建立医院内部激励和约束管理机制。

上海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财政压力分析

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社会经济制度,它的建立与完善关系到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长远发展。而现阶段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步履蹒跚,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海市作为此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5个试点省市之一,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与其他几个试点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着重要的研究、试行和示范意义。因此,本文以上海为研究平台,以动态人口发展模型为测算基础,通过对上海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分析,从存量的角度去解读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台湾金融(银行)改革模式探讨

台湾金融(银行)改革具有典型的"机构范式"特征,遵循了"机构范式—机构调整—行政主导"的改革逻辑。行政部门在台湾金融(银行)改革中处于主导地位,试图通过银行机构的设限、设量调整实现改革目标。通过对台湾金融改革历程和绩效的考察,本文认为台湾行政主导的金融改革不仅无法实现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提高,还将衍生其他经济金融问题,如台湾银行业登陆困境等,台湾银行业改革面临范式调整问题。

责任与任务: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制度解释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整体经济发展的步伐,其原因主要是: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影响了农村金融地位、农民没有话语权、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消极。在分析以上原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建立农村金融特区是解决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现实选择。

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

农业是为人类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和生存环境的特殊生产部门,又是弱质性、需要特殊保护的产业,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种政策对农业进行保护和支持已成为国际惯例。在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加强金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在对农村金融的理论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对如何加强金融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提出建议。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地抵押市场双重效应研究——以浙江农地抵押改革试点区为例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地抵押的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双重效应,其作用结果不仅关系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而且关乎农地金融政策导向。本文基于浙江农地抵押改革试点区——宁波市江北区和丽水市松阳县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效用函数行为模型,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地抵押供给方(农村金融机构)和需求方(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首先,有意向开展农地抵押的区域,应该重点夯实农地确权颁证、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这两项基础性工作,完成权证的信息化管理。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育成熟的区域,重点实施农地抵押融资的配套性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区域,开展农地抵押应循序渐进,先期重点调整产业布局、明晰农地产权,后期重点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所有权对微型金融机构财务绩效和覆盖面的影响

利用85个国家600家微型金融机构2001—2014年的数据系统考察微型金融机构的所有权类型对其财务绩效和覆盖面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与营利性微型金融机构在财务绩效表现方面并未存在显著差异;在覆盖面上,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所发放的平均贷款额较小,对女性群体的覆盖比例较高,在满足大量有小额贷款需求的客户方面表现良好,在实现微型金融机构扶贫目标方面表现突出。在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微型金融机构中,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能更好地兼顾财务绩效和覆盖面。

农村金融:现实挑战与发展选择

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由增加供给转变为提高效益,传统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受到严重挑战,农村和农业发展对资金要素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强。然而现实表明:由于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功能不全、农村合作金融明显缺位,农村金融抑制变得更加严重,农村非农产业和农民获得金融服务极为困难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

渐进转轨、国家能力与金融功能财政化

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许多挑战,需要保持并强化国家能力。为了弥补分权化改革中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不足,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促使其行使财政职能。这体现为:在动员资源过程中,金融业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业替代财政支出功能。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被异化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金融业被异化为"第二财政"。作为"第二财政"的金融业,发挥着提供铸币收入、平衡预算赤字、替代财政投资、平衡地区差距、替代财政补贴等多项财政功能。这种替代既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渐进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有其现实上的不合理性———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的错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造成了这一错位,只有进行金融制度建设,赋权于财政,还权于金融,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发展起健康的市场金融体系。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金融供给改革与制度创新

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快速发展、补齐我国经济社会短板的重大战略决策。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支持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然而,我国农村地区却存在着金融供给缺乏、体制不健全、金融风险化解机制缺失、金融供给机制不足、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面临着市场需求变化、土地流转、农村金融风险特质带来的新挑战。因此,需要通过规范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利用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构建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构建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PPP模式的发展等措施,推动农村金融供给改革与制度创新。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国际改革的路径:理念、主体与政策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被列入第三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平安保险集团也被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任务艰巨。但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公布相关定义、识别标准和名单。应从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政策三个层面入手,探析主要国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基本路径,以期寻求一条适合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之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改革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即重塑监管理念、重构监管主体、调整监管政策。因此,未来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应在坚持前瞻性的监管理念的基础上,择机推行监管工具和监管政策,并逐步优化监管体制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