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劳动与文质之辩:社会主义爱情与政治关系再探

学术界流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的叙述有两种观点:一是爱情压倒政治,一是政治压倒爱情。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也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从男女权利平等原则出发展开的讨论,而忽略了劳动生产话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建设中的作用。从劳动生产话语出发,会发现其不仅为自由爱情的出现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爱情中的爱欲表达造成了限制。这一打开和限制与新中国建设带来的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变化有关。因此,劳动对爱情表达的限制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压抑爱情的表现,毋宁看作是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表征。

诗中有乐,乐以为诗——纪尧姆·德·马肖《真言集》中的歌诗初探

文本化音乐作品的生产、接受与流通机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史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对中世纪之后西方音乐的走向有较大影响。纪尧姆·德·马肖是14世纪法兰西伟大的诗人和音乐家,其文学与音乐创作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并拥有相同的写本文化语境,其绝大多数传世的音乐作品都具有“歌诗”的文本形态,是文学-音乐综合体的有机成分。赏鉴马肖晚年最为重要的自传性长诗《真言集》,可以直观地看到“诗中有乐、乐以为诗”的现象,并由此对欧洲中世纪音乐研究的多学科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发展探讨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历久弥新。而当古老的诗词遇上现代的音乐,便诞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古诗词艺术歌曲,这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形式,既承载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古诗词作为历史发展的积淀,作为文学艺术的璀璨明珠,自然也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一份力。在当今社会,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古诗词艺术歌曲,成为音乐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此,该文将立足于古诗词艺术歌曲,探究在诗乐文化下,诗和乐的演变,解析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家园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以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为例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是家园遗产的代表,在传承实践过程中凸显出地方性和公共性两种不同的特征。一是《四季生产调》根植于哈尼族完整的农耕体系和传统社会,全面体现着哈尼族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织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的村寨主义,凸显地方性特征;二是进入“非遗”体系后,打破传统家园边界,以其文化内涵促进产业化创新,优化公共性结构。《四季生产调》在传承实践过程中,反映了国家层面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性,探讨跨越地方性与公共性边界所具有的新时代价值。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中国视野中“field work”的概念认知——对周代“采风”制度及1990年以来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思考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石,没有前者就无所谓后者。但学界在"田野工作"这一概念的使用与认知方面,颇有些混乱。总结梳理此领域20年间的重要文论,结合周代的"采风"制度,对其进行定量性的统计与梳理。以期揭示"field work"一词在不同表层概念中的深层文化内涵,统一学界的概念使用与认知,建立相对一致的话语文本。

《全宋文》订补八则: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

众多学者对《全宋文》进行了大量订补工作,成果颇丰。本文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对《全宋文》进行增补。同时考订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并尽量考证作者的生平信息。增加的八篇石刻文章不仅有助于《全宋文》的增补工作,也为宋代历史研究提供文献材料。

信阳民间歌谣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村为例

通过对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村民间歌谣的田野调查,来探讨信阳民间歌谣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乡村建设的关系。信阳民间歌谣在文明村镇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塑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风文明建设、党建、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助推乡村振兴、构建植根中国语境的农村文化生态体系发挥着精神提升与文化引领作用。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

《千金要方》三种代表性版本中对枳实、枳壳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早期两种唐代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中记载的为枳实、枳壳并存,而后来的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仅见枳实,给当今临床应用带来一定困扰。在对勘版本异文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提出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在林亿主导下,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有违原书原貌,与宋代本草学的观点相悖。由于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经由儒臣整理刊行,其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现今使用该版本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文献资料,需要进行考证辨别。

钢琴作品中东亚民歌元素的应用与分析——以《茉莉花》《樱花》《阿里郎》为例

在钢琴作品创作中,许多国家都有运用民歌元素创作的作品成为经典。东亚各国的民歌同属东方音乐,又有各自的特点,文章选取由中国、日本、韩国三首著名民歌改编的钢琴作品进行对比,通过对作品的旋律、和声、节奏的分析,理解东亚民歌元素在钢琴作品中的形式特征与差异,找寻具有东方特点的音乐语汇,论证东亚钢琴音乐中“民歌元素”的种类对世界钢琴音乐领域的填充和表现作用。

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及在日本的流布

日本保存了近千件宋元禅僧的墨迹。这些墨迹是中日禅者交流的产物,东传日本后,首先作为寺院宝物被珍藏;16世纪以后,作为日本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成为抹茶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数寄者”的收藏品;随着20世纪前期各类文化机构的创立,这些墨迹成为人们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探寻以宋元禅僧墨迹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之背后深藏的本质与规律,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

《全宋文》正误九则

《全宋文》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于宋文的利用广度与深度,但由于篇幅庞大,难以兼顾,致使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所收苗傅书信所标出处并非最原始者,张守部分中有两篇文章非其所作,苗傅、刘正彦拜节度使的制书也并非全文,唐重、王蔺和蔡元定的文章则存在重复收录的现象,《〈庆元党禁〉序》因所据版本并非善本而存在作者名字错误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补正,才能推动该书不断完善。

梦窗词中的“浮槎”及其文化意义

出自《博物志》的“浮槎”在梦窗词中出现了16次,一方面它成为词人表情达意的载体,另一方面则扮演着烘托渲染的角色。“浮槎”意象的多次出现,既与词人漂泊无依的个人经历、密丽的创作手法有关,也与夕阳西下的时代背景相系。纵观宋词,“浮槎”出现百余次,其独特内涵常与祝寿词、七夕中秋词、送别羁旅词作紧紧相系,已具有了祈福祝寿、团圆怀人、漂泊羁旅的多重普适性文化意义。

《色,戒》的产生与修改——兼论宋淇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对张爱玲后期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宋淇由于其不“挟以自重”,他所作出的贡献被淹没于先前的文学史叙事之中,两人间的文学交往在学界也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作为张爱玲的后期代表作,小说《色,戒》的创作过程也展现了张、宋二人在文学上的深度交往与互动,作品文本的产生与修改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无论是故事的提供、创作的推动、文本的修改还是二人形成的多线程文学出版模式,都体现着宋淇的参与在张爱玲后期作品生成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我们在看到《色,戒》细腻的文本以及宋淇影响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其背后蕴含的宋淇自身魅力。

《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冯喜赓生平、著作及交游考述

清代河南学者冯喜赓是《聊斋志异遗稿》的编纂者和评点者之一。通过新见冯喜赓别集《墨梦斋诗文全集》可考索冯喜赓的生平及著述,为今人解读《聊斋志异遗稿》“虞堂附记”提供新的启发。《墨梦斋诗文全集》所载冯喜赓与《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段■、胡泉的交游诗文,以及首次发现的冯喜赓撰刘瀛珍祭文《祭刘十仙舫文》,不仅有助于段■、胡泉、刘瀛珍的生平研究,亦是反映《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刊行背景的重要史料。

《全宋文》及《杨万里集笺校》所收杨万里书信辨误

杨万里《诚斋集》流传甚广而又版本繁多,文本现存错舛不少,不同版本间内容也常有不同。曾枣庄、刘琳编的《全宋文》及辛更儒笺校的《杨万里集笺校》虽都对《诚斋集》有过整理和校勘,但因其卷帙浩繁,仍不免有错疑现象存在,两本书中的书信部分文本遗漏、错误现象尤为严重,文章进一步对其进行校正辨误。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