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退捕渔民生计脆弱性评价及生计风险预测

渔民作为长江十年禁渔的参与主体,其后续生计发展将直接决定此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在重构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重点禁渔水域典型退捕渔民的抽样数据,测度渔民生计脆弱性指数(LVI)并找出影响后续生计恢复的主要障碍因子,最后跨领域的引入支持向量回归(SVR)预测模型动态分析了不同区域渔户生计脆弱性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渔民弃船上岸后呈现出生计脆弱性的比例较高,但不同类型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内湖保护区最高,干流非保护区次之而干流保护区最低;(2)敏感性维度在诱发渔民生计脆弱性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个体禀赋比安置区条件更为重要,特别是成员年龄大但无基本社保兜底,受教育程度低且“双转”难的渔民家庭更易陷入生计困境;(3)自然和金融资本是推动渔民生计恢复的主要生计资本,而阻碍渔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共性因子主要有上岸后的收支失衡,社会支持不足及过分依赖原有生计方式等,同时各区域在脆弱性各维度上还有特殊的障碍因子;(4)推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转产增收后,并不一定能确保缓解未来五年中的渔户生计脆弱性程度,上岸后完成社会融入并有效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也至关重要,而干流保护区则还需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否则后续将面临极高的返贫风险;(5)长江临近区域的同类渔民生计脆弱性现状、面临的生计风险、后续生计恢复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生计监测和帮扶政策可进行协同统筹。

长江退捕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22年“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研数据,以转移方式为因变量,个体与家庭情况、劳动力转移资本、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为自变量,对影响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当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对就地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每周工作时间、渔村到县城中心距离、上一年家庭年净收入、捕捞经验对渔民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对此提出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完善就业补贴、发展当地特色产业等政策建议,促使渔民劳动力合理有效地实现就地转移。

长江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测度——以湖北省9个地区为例

退捕渔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的保障水平是否适度是衡量制度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江退捕渔民能否真正“稳得住”的关键一步。文章以湖北省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利用扩展性消费模型(ELES)构建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模型;随之测算农村居民城乡居保的合意替代率下限与退捕渔民城乡居保的实际替代率,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养老金实际替代率偏低,未达到适度水平。为保障退捕渔民日常生活需要以及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提高其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必要性。结合湖北省退捕渔民城乡居保实施状况,笔者建议应科学设计退捕渔民养老保险,适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参保激励机制,促进退捕渔民长缴多缴等。

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退捕渔民问题研究述评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十年禁渔政策影响下,聚焦于长江流域的退捕渔民问题重新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退捕渔民的生态补偿问题、生计重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渔文化传承问题等维度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当前研究总体上仍存在着研究视域狭窄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强化学理阐释,从多维度论证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的意义、聚焦长江流域渔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透视长江流域渔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等多方面增强退捕渔民问题研究的学理性,推动退捕渔民问题研究走深走实。

长江退捕渔民转业安置满意度与问题研究——基于南京市退捕渔民转业安置情况的调查

长江是我国淡水渔业资源宝库,但由于过度捕捞,其鱼类资源持续衰退,水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2020年1月国家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渔计划,流域内二十余万渔民受影响退捕上岸。本文对长江南京段转业安置渔民村的182户渔民生活现状和可持续生计进行了实地考察与问卷调查,了解退捕措施细节和生活现状。通过Logit模型分析影响渔民满意度的因素,总结目前退捕渔民的再就业、收入、社保等情况,并在经济补偿一定的情况下,从具体的政策实施、社区建设、文化宣传等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提高渔民对转业安置生活的满意度,激发渔民对禁渔计划的支持,使长江禁渔工作妥善有序进行。

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模式、效应及建议

[目的/意义]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系统工程,是渔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其中渔民生计重构是“退下来”后“稳得住、能致富、见成效”关键和前提。[方法/过程]研究在廓清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内涵基础上,结合调查的典型案例考察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模式,并进一步评估分析生计重构的效应及其提升的障碍因素,最后提出更有效推进渔民生计重构的对策建议。[结论/结果](1)渔民生计重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全面考察,后者聚焦于生计路径和转产就业,至少包含替代性、适宜性、可持续性等三重含义。(2)渔民生计重构模式可归为政府主导型、渔民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等3类,政府主导型的替代性较高,而适宜性、可持续性相对不足;渔民主导型的替代性、可持续性较高,但适宜性需提升;企业主导型的替代性、适宜性、稳定性均较高,但实践较少。(3)渔民生计重构效应仍需提升,这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因素,前者体现于渔民生计资本低的客观约束和再就业意愿不高、政策博弈心理的主观原因,后者主要包括生计供给精准性不高、财政支持有限、自然资源稀缺、社会参与度低等。针对退捕渔民生计重构面临的困境,未来应从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公平与效率、保护与科学开发等4组关系为切入点,提升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替代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

长江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政策逻辑与完善建议

抓好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和安置保障,不仅关系长江禁渔的稳定推进,而且还关系长江退捕渔民的生存发展、民生福祉。在维护长江退捕渔民社会保障权益中,通过提高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水平来补偿其长江捕捞权,是长江禁捕后对退捕渔民实施的一项重要生计安置保障政策。长江沿江沿湖地区高度重视退捕渔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采取了许多好的做法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少部分地区存在退捕事实生计渔民参保覆盖面不够、参保补贴标准较低以及不同区域间补贴标准、补贴方式不同带来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建议应以确保禁捕后退捕渔民长远生计有保障为目标,聚焦退捕渔民基本关切,加大养老保险宣传力度,扩大禁捕退捕事实生计渔民养老保障覆盖面;参照本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适度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在财政允许条件下加大对退捕渔民的养老保障力度;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平衡区域内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政策受益程度,更好地发挥养老保障政策在持续推进长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综述视角的退捕渔民生计框架设计探讨

自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暂定实行十年禁渔,如何保持退捕的稳定性以及渔民不再"返捕"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从禁捕政策切入,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参考失地农民、失草牧民和失海渔民的生计研究,在梳理退捕渔民生计逻辑框架五大要素具体内涵和现状的基础上,构建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逻辑分析框架,理清禁捕政策对退捕渔民生计的影响机制,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助推退捕渔民生计转型。(1)

退捕渔民利益补偿政策中政府失灵及其矫正——以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洪湖自然保护区为例

洪湖自然保护区作为长江大保护背景下实现退捕的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有其实验性,是国家决心建立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带重要"先行者"和"见证者",而退捕渔民的利益补偿问题是洪湖自然保护区全面退捕的核心问题。但对当地渔民利益补偿问题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表现为决策失误、执行效率低、再分配不公以及权力监管缺位,需要从保障公民参与、运作渔民权利维护机制、再分配实现"兜底"和"帮扶"以及建立健全监督审查体制四个方面进行矫正。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专题调研报告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加快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派出调研组赴长江10个省市开展了长江禁捕专题调研,摸清了长江退捕渔民的基本情况、政策态度以及生产生活现状,系统梳理了长江禁捕面临的转产安置难度大、补偿资金需求多、基层实际情况复杂、全面禁捕监管难等现实问题,并从加强组织领导、保障渔民合法权益、加强执法监管、加强监测评估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扎实有序地推进长江禁捕各项工作。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渔文化推动休闲渔业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

良好的休闲渔业发展在转移渔村剩余劳动力,传承弘扬渔文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前长江沿岸休闲渔业发展面临缺乏本土特色、缺乏专业从业人员、产业形态单一、缺乏市场营销等困境。从渔文化角度出发,研究了长江渔文化推动休闲渔业发展的创新路径,建议通过长江渔文化贯穿发掘本土特色、丰富产业形态、加强市场营销、吸收人力资源4大模块,最终实现长江沿岸休闲渔业的创新性发展,也为长江大保护背景下退捕渔民转产转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政策工具与渔民韧性的适配性如何影响退捕长效机制构建?——基于fsQCA的分析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评估的目标是实现退捕渔民生计与渔业资源恢复间的平衡。渔民的意向性和生活幸福度应当成为衡量禁渔效果的重要标准,研究退捕政策与渔民特性的适配对构建退捕可持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湖南省11个县(区、市)的369位退捕渔民为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韧性治理视角探索渔民韧性、政策工具对退捕政策长期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1)结合南县、湘阴县及沅江市的典型经验,提炼出积极态度-网络协作、学习能力-职业培训、网络协作-产业帮扶和学习能力-网络协作-政策联动4类不同主导型的政策长效组态。第一类强调渔民主观能动性,第二、第三类探索渔民韧性与政策工具的适配性,第四类挖掘政策组合的实效性。2)网络协作与学习能力是导致政策高效与低效组态的关键变量,验证了二者通过强化渔民韧性提升政策效果的重要性。3)职业培训和产业帮扶政策为巩固退捕长效机制打下基础,生态补偿与社会保障均为辅助条件,治理效果有限。由此提出重视社会网络支持、加强农村学习氛围营造、探索因地制宜政策组合的建议。

增权理论视角下长江退捕渔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探究

长江退捕渔民社会适应面临诸多难题,退捕渔民的失权问题尤为突出。实现退捕渔民增权是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也是禁捕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本文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分析得出,退捕渔民主要体现在经济失权、社会环境失权和心理失权方面,因此本文从制度增权、组织增权和个体增权三个角度来帮助渔民尽快实现社会适应,最终实现“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目标、进展与建议——基于长江禁捕典型省域的调查

当前,禁捕水域渔民退捕上岸已经完成,转产就业政策作为渔民退出捕捞权补偿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当下和未来的重点难点,对长江禁捕稳定持续和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典型区域退捕渔民及其利益相关者调查分析,研究表明:转产就业政策目标是帮助渔民获取可持续的替代生计,防止退捕渔民"积贫返贫—生计压力—偷捕返捕—弱化禁捕",基本逻辑是通过政府承担转产就业成本以达成渔民稳定退捕这一具有生态外部性的集体行动。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初步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政策层级机制,地方政府是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改进者,市场主体也正逐步参与,实践探索形成了"四个一批"为主的转产就业模式。但部分地区仍面临着转产就业不充分、岗位层次较低、稳定性差等难题,这既有渔民生计资本低、博弈心理的内生因素,也有区域经济与资源禀赋约束、政策针对性不足的外部因素。未来,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应长短结合、双重驱动,多元化就业模式增加岗位供给、针对渔民合理诉求提升转产就业精准性、优化政策制度形成稳定持续的激励机制。

长江禁捕与退捕渔民补偿的法治因应

长江禁捕行为有其合法性依据。“收回渔民捕捞权”和“专用生产设备报废”乃禁捕政策之核心,对二者的定性直接决定着长江禁捕行为的本质界定。“收回渔民捕捞权”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征收。“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内涵有收缴和规范管理两个层面,前者为征收,后者应界定为“应给予补偿之准征收”。故此,长江禁捕行为应认定为国家因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实行的征收行为。依比较法及我国现行法的征收补偿精神,对罹受特别损失的退捕渔民应遵循“生活权补偿”理念。据此理念,现行退捕渔民补偿体系存在逻辑纰缪,具体补偿实践问题丛生。故而,退捕渔民补偿体系应调整为以“收回渔民捕捞权补偿”和“专用生产设备报废补偿”为主体结构。以实质化的转产就业安排、灵活性的临时生活补偿、充分的养老保障因应前者,以尊重退捕渔民意愿并畅通其救济途径的做法对后者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