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MS综合征五例诊治剖析

目的探讨POEMS综合征的诊治要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对我院2012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临床诊断为POEMS综合征5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5例中男3例,女2例;年龄48~71岁。4例在疾病早期误诊,2例初诊为肢体麻木原因待查,1例先后误诊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骨髓瘤,1例误诊为Castleman病。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骨髓检查、血清蛋白电泳及免疫固定电泳检查并经多科会诊确诊为POEMS综合征。2例进行化疗,周围神经损害症状好转后回当地医院治疗;3例拒绝化疗仅予营养神经治疗,周围神经损害无好转,后出院失访。结论 POEMS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样,接诊多发性神经病变并多系统损害患者应考虑到该病可能,应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以减少或避免误诊误治。

POEMS综合征的神经系统病变特征

POEMS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浆细胞恶性增生症,1956年由Crow首次描述[1]。主要表现为5大主症：即多发性神经病、脏器肿大、内分泌病、γ-球蛋白病和皮肤病变。在该综合征中,绝大多数患者伴有神经系统病变,是致残的主要原因[2,3]。我们回顾分析了12例患者的神经系统病变特征,所有患者均符合Nakanishi提出的诊断标准[3]。

6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神经电生理分析

目的：探讨多神经病、脏器肿大、内分泌病、M蛋白、皮肤改变（POEMS）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和神经电生理表现。方法：对6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相关榆查及神经电生理检查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主要临床特征：多发性周围神经病、脏器损害，内分泌改变，单克隆浆细胞异常，皮肤改变，骨破坏和贫血。神经电生理测定异常率为100％，表现为不能引出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神经传导速度（NCV）减慢，CMAP、SNAP波幅降低，F波异常。结论：PO—EMS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多脏器损害疾病，诊断较难。神经电生理测定异常可确定POEMS综合征有周围神经病损，但无特异性，临床上极易误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GBS），临床需对可疑病例进行密切观察及必要的检查，以免误诊。

POEMS综合征骨髓象1例报告

POEM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与浆细胞异常增殖有关的副肿瘤综合征,又称Crow-Fukase综合征或Nakanishi综合征,以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器官肿大、内分泌病变、M蛋白以及皮肤改变、|骨硬化病变或Castleman病或视盘水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罕见病[1]。其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临床上常被误诊或漏诊。

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

现代学人胡适等指出作为诗家的陈独秀推崇杜诗,作诗多师法杜甫。陈独秀五古《述哀》《告少年》《挽大姊》三诗是陈诗中篇幅较长的作品,一发表就引人关注,对照其自传以及相关史料笺释,可以对其中诗情作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比较可见其作多受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的影响。陈独秀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传承人。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唐人题《古意》诗异文校考--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明代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收录唐人所作《古意》诗二十九首。与此前唐人所编《河岳英灵集》《玉台后集》,宋人所编《唐文粹》《唐诗纪事》,元人所撰《唐音》《唐才子传》,以及其后清人所编《唐诗别裁集》《唐贤三昧集》《全唐诗》等比勘,发现异文若干。惜前贤时俊对此多“述而不作”地简注“某书作某某”。今试从名物制度更易、历史地理因革、文字音韵发展等诸多方面综合考量,努力给出“宜各从长”的管见。

近四十年来彭玉麟研究述评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有关他的文献整理和资料编撰自光绪年间起,主要是为整理其生前著述、官方修传和私家传记等,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彭玉麟的学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日趋活跃。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竞相鉴用新理论新方法,并开展跨领域研究,借以拓宽学术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激增,但也存在《彭玉麟集》增补录工作进展缓慢、彭玉麟与晚清水师关系研究不足等缺憾。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性诗歌创作研究--以官属成员为中心

建安十六年(211年),以曹丕、曹植的属官成员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基本形成。他们同聚邺下,宴饮游玩,往来唱和,创作了大量的游宴、赠答及同题诗作,诸子以不同的风格呈现出这些主题与情感相近的作品。邺下时期的群体性诗歌创作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推动着五言诗的发展与演变,成为建安文学繁荣必不可少的一环。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家诗》署名刘克庄问题与命名方式新探

作为今本《千家诗》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代七言《千家诗》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至今无法确定谁是它的最初选编者。七言《千家诗》通常署名为谢枋得,1979年之后出现了刘克庄的署名。刘克庄署名的出现既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又与1911年之后红学热有一定关系。伴随着红学研究兴起,出现了曹寅与《千家诗》关系的新认知,形成关于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千家诗》三者复杂关系的一种简单化认识,这种知识谱系中萌生了刘克庄的错误署名。这种错误署名的出现与《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命名、称谓不无关联,也与人们对七言《千家诗》命名方式的认识有关。不过就命名方式而言,历史上有不少以“千家”命名的诗歌选本,《千家诗》只是其中之一,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论岑参七言诗歌在清代的高度接受——以选本和诗话为中心

与明代以前一般把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不同,清人从体裁角度进一步明确岑参七言诗歌创作在诗坛的地位,认为岑参七言歌行可为“唐人第一”,七律温雅为唐之“正声”,七绝可与王维并举,成就仅次于李杜等大家。岑参边塞诗人形象与“最善七言”风格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显示出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对其突出成就的筛选与强化。清代诗话更为繁荣且诗歌理论趋于系统化,对边塞诗的深入阐述与大力创作使清代成为文学史中甄选岑参诗歌特质的重要一环。

陶渊明四言诗研究初探

四言诗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体裁之一,诞生于先秦时代,盛行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后趋向衰弱,两汉有过短暂的复兴,魏晋后再次繁荣起来,隋唐后逐渐衰弱最终失去痕迹.四言诗繁盛于隋唐之前,发展历程长达上千年,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为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创作了大量的传世诗篇,其中就有四言诗的作品.以陶渊明四言诗为核心,从四言诗的发展历程出发,探讨陶渊明四言诗的主要内容,通过对田园农耕、建功立业、述祖戒子、思念亲友及感慨咏怀几种类型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陶渊明四言诗的艺术特色,即在风格、形式、语言和意境等几方面的特点,从总体上把握陶渊明四言诗的特征和贡献,为陶渊明四言诗的相关研究做一定的探索.

朝鲜王朝文人李安讷对陶渊明的接受研究

朝鲜中期文人李安讷是当时朝鲜诗坛的“双璧”之一,其诗歌锋芒俊健,有盛唐诗格。李安讷对陶渊明十分推崇,形式方面的接受集中体现在其46首《集<归去来辞>字诗》与《次<归去来辞>韵》之中,而在意象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对陶渊明“傲吏”“隐士”之德及陶诗经典意象“菊”“酒”“桃源”等的接受,以及对这些意象内涵创造性的发展。李安讷在对陶诗接受与解读的过程中,通过主观认识实现了时代与历史意识的结合。“兼济天下”的抱负与恶劣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冲突,使李安讷徘徊在进退之间,陶渊明的气节及其恬淡的诗歌世界,为其提供了心灵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