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视野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发展与立法完善

我国《监察法》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对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对于推动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工作的全面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监察法》中关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规定可以考虑作出如下调整:将非法移民遣返、境外追诉和跨境腐败治理纳入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完善国际追逃的规定,将追逃案件的范围扩充到所有职务犯罪案件,删除对于追逃案件中“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限制,将“追捕归案”修改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扩充国际追赃的对象和途径,将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没收外逃人员留在境内的赃款赃物明确纳入国际追赃的对象;在防逃规定中进一步凸显反洗钱的相关内容,将涉嫌职务犯罪的单位纳入防逃的对象和监察的对象。

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论外逃人员缺席审判的三重关系

2018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外逃人员缺席审判程序,围绕该程序的运作需要在三个层面理清三对关系。其一,在刑事诉讼法'编'的层面,该法第5编特别程序应与前4编的普通程序相互衔接,外逃人员缺席审判的审前阶段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但鉴于犯罪嫌疑人可能审前'不在案'的特殊情况,诸如取证和辩护权的保障应有所调整。其二,在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章'的层面,外逃人员缺席审判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并非完全的包容关系。两者在涉案财产的处理上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同时存在着内在程序的转向衔接。其三,在缺席审判不同'类'的层面,外逃人员缺席审判与被告人身患严重疾病缺席审判、被告人死亡缺席审判之间相互独立。外逃人员缺席审判有着独立的诉讼结构和审判程序,后两种缺席审判系普通程序处置审判障碍时的诉讼措施,实为普通程序的一个环节,这两类缺席审判的管辖、审判组织以及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主要应遵循普通审判程序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