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开放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国内股票市场推出了诸如QFII、沪港通等吸引境外投资者投资的机制和政策,学者们对于此类开放政策带来的效应褒贬不一。作为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我国股票市场一直以来都存在信息效率较低的问题,个体投资者有较多非理性行为。那么,股票市场对外开放能否缓解我国市场的上述缺陷,对市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以沪深港通的开通为背景,使用股价同步性作为信息效率的衡量指标,基于分步扩容的双重差分模型设计准自然实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开通对股价同步性有着显著的降低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的实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提升公司治理质量两种机制提升了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信息效率提升在公司层面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表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公司的成长能力和资本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沪深港通”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沪深港通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主要机制包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增加股价特质信息含量。此外,政策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析师关注度低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效果更为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文献,为政策制定者和公司提供了重要启示。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沪港通的证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近年来受到实务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沪港通实施作为自然实验,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2016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模型),检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沪股通标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2)沪港通对沪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3)沪港通政策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路径在于:沪港通政策提升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噪音交易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沪港通政策对港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股价“暴涨暴跌”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沪港通、深港通政策对标的股票定价效率影响及其对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启建立了内地与香港地区两市资本的联通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项探索性举措。本文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分析表明,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将提升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随后分别选取了政策实施前后上证、深证股市陆股通和非陆股通股票日交易数据,构造了反映股价信息反应程度的指标、反映股价信息反应速度的指标来衡量沪港通标的股票的定价效率,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沪港通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股票定价效率,市场信息反应程度有所提升,但信息反应速度并无明显改善,总体而言作用仍然有限,而深港通的开通效果更为显著,在信息反应程度和速度上均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沪港通”交叉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发现与联动性研究

本文以"沪港通"下的A+H交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高频数据对股票价格发现能力以及股票收益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A股与H股股票价格走势存在差异,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而言,两者之间在"沪港通"开通前后一年的研究区间内不存在均衡关系;A股与H股股票收益率均受到上海和香港证券市场的影响,但A股价格受到两个证券市场影响的差异不大,H股价格受到香港证券市场的影响远远强于上海证券市场。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价波动性--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沪深港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0年沪市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沪深港通资本市场开放机制有助于降低股价波动性,且该作用在治理水平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制度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外部监督水平,进而降低股价波动性。本文研究丰富了股价波动性的相关文献,为中国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沪港通缩小了A-H股价差异吗?——来自沪港通成交活跃股的证据

沪港通以后,A股的估值水平总体上升,但改变了过去A股对H股长期溢价或者折价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在定价方面的有效性。以56家成交活跃的A+H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沪港通活跃程度越高,A-H股价差异越小。为了进一步缩小A-H股价差异,应放开沪港通准入门槛、改革交易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等。

资本市场开放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实证分析

以沪港通政策实施为现实背景,选定2012年11月至2016年11月为研究区间,构造股价信息充分性、股价信息准确性和股价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三项定价效率核心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沪港通政策对我国沪市A股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的推出有助于提高我国沪市A股的股价信息充分性、准确性和股价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且对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企业、高换手率企业的股票定价效率提高更显著。进一步对比发现,资金双向流动交易机制对沪市A股定价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应有序扩大沪股通、港股通标的股票范围,不断完善资金双向流动机制,提高股票流动性,加速境内外资本市场接轨。

“陆港通”能提高标的股票的定价效率吗?——基于股价同步性的视角

"陆港通"是内地与香港地区资本市场的联通机制,为研究"陆港通"开通对内地股票市场带来的实际影响,以股票定价效率为切入点,将股价同步性指标作为定价效率的衡量指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值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陆港通"的开通有助于提高标的股票定价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可以通过改善公司外部信息环境或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等途径发挥其促进作用。为此,应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体系,健全监管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深入资本市场开放,以提高证券市场定价效率。

涨跌幅限制对我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的涨跌幅限制由10%提高到20%这一政策变化,文章采用GARCH模型对上证板块、创业板和港股板块分行业进行波动性研究,以此来探索不同涨跌幅制度下我国各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原材料、工业等支柱型行业,创业板的波动性均小于上证板块,对于日常消费品、医疗保健、通讯服务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创业板的波动性大于上证板块。对港股板块的波动性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和工业等在港股板块占比较大的行业在港股板块的波动性在三个板块中最大,而原材料、日常消费品等行业的波动性在三个板块中最小。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放宽涨跌幅限制后创业板的波动性小于上证板块的波动性,上证板块的波动性小于港股板块的波动性,这表明适当的涨跌幅限制可以有效降低股市的波动性,本文对这一结论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沪港通”机制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16年沪市A股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了"沪港通"机制的开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有效地降低了标的股票的股价崩盘风险。并且,"沪港通"机制主要通过强化监管的机制发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由于可引发崩盘的隐匿负面信息多具有更高的私密性和隐蔽性,放大了香港地区投资者的资讯劣势,现阶段"沪港通"通过信息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较弱。本文以股价崩盘风险为着眼点,探究了"沪港通"机制开通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同时揭示了完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对"沪港通"公司治理效用发挥的重要性,对"沪港通"机制的进一步推行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沪港通政策对A+H股价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沪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对外开放道路上的一次新尝试,有助于增强两地资本市场的联系,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本文首先从宏观视角出发,以56只A+H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控制无风险收益率,市场收益率和汇率等因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然后在模型中加入沪港通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沪港通的政策因素对A+H股价差异的具体影响,并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初次建立的模型未能通过邹氏参数的稳定性检验,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沪港通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经新建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是影响A+H股价差异的重要因素;二是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因素对沪港A+H股价差异的影响较弱;三是沪港通的政策显著扩大了沪港A+H股的价差,这与双重差分法稳定性检验的结果一致。

基于噪音交易者视角的AH股价差分析

多地上市的公司股价可能存在明显差异,从噪音交易者的视角,以同时在深港两地双重上市的16家公司为样本,剖析造成AH股价差的原因。研究发现:深港俩地的噪音交易差异是阻碍AH股价差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表明虽然我国通过深港通政策打破了俩地的市场分割,但俩地的资本市场发展差异程度依旧会阻碍AH股价差的收敛,从而也说明了加大国内资本市场深度仍具有迫切性。

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基于“沪港通”的证据

以中国“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在控制其他因素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去除A+H股影响、改变周期范围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机制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内部机制是对股价波动性风险控制,外部机制是审计师声誉风险与政府部门监管。

制度约束下投资者认知与股票价格波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沪港通”事件为例

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政策依赖性"对股票价格波动有着重要影响。以"沪港通"事件为研究对象,研究制度约束通过作用于投资者认知导致股票价格波动的内在机理,结果发现:与"沪港通"正式启动相比,"沪港通"制度获批会显著引起股票价格波动;其次,投资者认知与股票价格波动存在一定的关系。从制度获批到制度正式启动,事件之间存在较长时间间隔,投资者可通过调整认知水平以缓解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而为缓解市场震荡,提升投资者认知,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沪港通扩容对我国A股市场短期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

2023年3月13日我国对沪港通进行自开通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双向扩容,本文分析了此次扩容对A股市场股票定价效率的短期影响。采用沪港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23年3月13日扩容前后两个月A股沪港通标的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性论证了沪港通扩容对我国沪市A股定价效率的短期影响,发现沪港通扩容对提升A股市场的定价效率具有显著正面作用,短期内提高了我国沪市A股对信息的反应速度。研究还发现,对于高换手率的股票而言,沪港通政策的推行使得其定价效率的提升更为显著;对于流通市值较小、交易活跃度较高的股票,沪港通扩容对其定价效率的提升尤为明显。本研究为沪港通扩容与市场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未来优化沪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提供了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伪羊群行为-基于沪深港通的证据

作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最重大的制度创新,沪深港通机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进入高水平开放新阶段。自沪深港通开通以来,沪深港通标的公司股票深受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青睐,呈现出明显的基金抱团现象。然而,部分非沪深港通标的公司在这期间却鲜有机构投资者关注和持仓。因此,有必要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选取中国2008年至202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和2012至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资本市场开放会如何影响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进一步,如果沪深港通机制确实引发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则通过考察这种羊群行为与市场定价效率的关系来辨析该羊群行为的真伪性。同时检验资本市场开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机制开通后,相较于非沪深港通标的公司而言,沪深港通标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变得更加明显。并且,沪深港通开通后,对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更严重的标的公司而言,其股票错误定价现象得到矫正,股价滞后性有所降低。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由沪深港通机制引发的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属于基于共同信息驱动的伪羊群行为,有助于信息更快地融入股价,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沪深港通机制主要通过改善标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加剧机构投资者伪羊群行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沪深港通机制启动后,在前十大股东含香港投资者的公司、成长性更高的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中,机构投资者伪羊群行为变得更为明显。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羊群行为理论的认识,明晰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效应,并为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

沪港通背景下行业间波动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

研究目标:研究资本市场开放是否强化跨境资本市场间的联系及如何促进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等问题。研究方法:运用广义溢出指数法对比分析沪港通开通前后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行业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变化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沪港通开通前,信息、电信等第三产业的信息溢出水平较高,但沪港通开通后,材料、工业等第二产业的信息溢出能力显著增强;沪港通的实施提高了两市行业间的双向波动溢出程度,且主要增强了上证各行业对恒生行业的波动溢出强度;市盈率效应、规模效应和投资者情绪变化等内地市场的非理性特征也会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间的波动溢出。研究创新:在沪港通政策背景下,从行业层面考察两地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将风格投资和投资者情绪等非理性行为因素纳入两地资本市场波动溢出的解释框架。研究价值:为两地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机制提供更为系统的视角,为检验内地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更为全面的评估,为推行"深港通"等制度提供借鉴。

沪港通制度改善了我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吗?

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既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各项改革政策的初衷。鉴于资源配置效率是由定价效率来实现的,因此通过检验证券市场定价效率可以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针对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推出的沪港通实施效果,我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采用股票价格对公司未来盈余的反应能力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较沪港通实施之前,沪股通标的股票价格对未来盈余信息的反应系数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反而有所下降。而进一步利用股价对未来现金流反应能力的检验结果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表明沪港通的实施至少到目前为止远未达到提升内地股市定价效率的应有效果。不过,沪港通的开通对香港市场的定价效率提升、市场活跃度、股指上行却有着显著作用,但对沪港两地市场总体而言,还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的。

套利限制会加剧A-H股定价偏差吗?

本文从资产交易面临的直接约束视角,对套利限制与A-H股定价偏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A-H股交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1)套利限制会显著加剧A-H股定价偏差;(2)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和沪(深)港通开通之后的时间段,套利限制引起的定价偏差边际效应显著降低;(3)相比于制度性限制因子,机构持股和沪(深)港通开通能够更显著降低市场性限制因子对A-H股定价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成长、互联互通政策有助于降低市场性限制,从而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但仍受到内地资本市场既有交易制度设计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