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出花园”习俗调查

"出花园"是潮汕地区由来已久的民间习俗①。调查发现,潮汕各地的"出花园",可谓是"一乡一俗"。在城区及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村镇,"出花园"仪式已是日渐式微。"出花园"习俗,在今天的潮汕大地发生了明显的地域性变化。对待传统民俗,如何去粗取精,更好地弘扬和传承,迫切需要新时期的我们积极思考。

彝族史诗《梅葛》的民俗文化场研究

彝族史诗《梅葛》是纪实性的创世史诗,是彝族毕摩口传的经典,它的展演和传承都与其特定的民俗文化密切相关。作为口传的纪实性创世史诗,它的活态性就表现在它始终与当地彝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它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把彝族人民的知识经验累积其中,同时,又在各种重要的民俗活动场合来反复展演,以其神圣的权威性来强化习俗的规范性,从而维护族群共同的权益,使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行,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彝族史诗《梅葛》流传地区,无论其生产生活民俗还是岁时节日及民间信仰,都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的氛围,都是《梅葛》不同内容的民俗文化场。

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实践

从田野作业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发展历史,阐释和分析了民俗学与田野作业的关系、进入田野的方法论、田野中的身份视角和书写田野民俗志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演艺类文化遗产民俗型传承场域的当代建构——以安徽省蚌埠市冯嘴子村民俗活动传承花鼓灯为例

在农耕文化背景下,演艺类文化遗产经历了"咒语多变成颂歌"的演替历程,并藉民俗仪式出场路向得以长足的发展,民俗型表演场域即成为演艺类文化遗产自由衍生、自然传承的基本空间。因此,建构当代民俗型传承场域是演艺类文化遗产源头性、原生性、整体性和共享性的保护策略,对其自然传衍影响深远。花鼓灯在婚庆、节庆、祭祀等民俗仪式活动中自由发展状况便是显例。

家乡田野调查之民俗思考

自21世纪以来,家乡民俗学异军突起,展现了民俗学者一种温馨的研究立场。同时,家乡民俗学者也因其主体的双重身份,在本土的田野调查中显示出独特性。立足于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基本知识,结合家乡田野作业的切身体验,对调查的得失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期给从事家乡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照。

近十年国内仪式研究现状综述

仪式是诸多文化现象的承载体。近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分别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进行建设性探究。1.关于仪式与信仰的基本理论研究。(1)仪式的界定及仪式功能的探讨。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2)自然崇拜、祈福禳灾等巫术信仰文化的研究。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仪式研究。(1)仪式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影响研究;(2)对作品文本中仪式描写的研究。3.民间仪式及民俗信仰的研究。(1)民俗信仰仪式的理论关照;(2)民间仪式与地方民俗传统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靖州四十八寨赶歌场习俗调查——以岩湾歌场为样本

靖州四十八寨赶歌场生态环境优越,传承历史久远,传承谱系清晰,参与民族多,参与人数多,四语通用,四腔同唱,时空结构合理,是各寨居民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是苗侗汉各族居民交流沟通、增进友谊的重要方式,也是青年男女玩山恋爱的重要机会,是湘黔二省毗邻四县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多层面价值,搜集、整理、挖掘四十八寨赶歌场的宝贵资料,探讨其有效保护、原真传承和创意开发方式,迫在眉睫。

文脉赓续与民族复兴: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传递与文化自觉——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文化自信论的分析

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表达与生存焦虑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基因认知表现在3个方面:自意识的建立和巫术活动中仪式性身体展演是传统体育文化基因的肇始之源;民俗文化场域是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与传承的根本,并由此建立文化基因认同;具备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是其主体特征,文化基因的内核承担着教育教化功能,口传身授是主体社会化实现的手段。其文化表达则在于,拥有自然、祖先和图腾崇拜的文化隐喻,建立了与宗教信仰观念相互交融的文化符号表达体系;映射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认知和"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关系本位,用身体实践表达族群记忆;在"一体多元"的整体文化模式布局下,彰显了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文化传统与文化生态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进一步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焦虑体现在原生环境的变迁,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因面临消失和变异的风险;仪式构成的文化特质符号减弱,导致仪式的整合功能下降,致使传统体育的教化、认同功用减弱并趋向边缘化;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理念相悖,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寻找间性弥合。

土家族闹灵的民俗意蕴:场域与仪式

土家族闹灵是融歌、诗、舞于一体用于悼念亡人的歌舞。作为在土家族民间至今仍广泛流传的习俗,在其艺术鉴赏意义之后,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民俗意义。从民俗表象上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土家族人"送亡人"和"还人情"的意义表述。在形式上表现了一种民间信仰场合中的"娱神娱人"的表演仪式。从结构分析,闹灵场域中存在着三种信仰力量,即土家族民间鬼神信仰、生活文化习惯以及官方儒学正统影响力。作为一项仪式时,闹灵是土家族叙述、实践和隐喻其世界认知符号体系的一种文化表演。

客家民俗“闹春田”的仪式活动与社会价值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闽西客家民俗体育活动"闹春田"起源、仪式活动和社会价值进行探究。"闹春田"的起源以"上古祭祀关公活动"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仪式活动有4个部分:祭典仪式、出巡仪式、下田仪式、水田闹春;"闹春田"具有提升宗族文化认同、规范民众社会行为、调节社会矛盾、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等社会功能。

重庆建筑与风土人情

通过对重庆两个旧居住区的调研,探讨山城建筑艺术与特点,以及具有民俗个性的生活空间,为今后的重庆建筑发展及旧区保护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素材。

历史上节庆民俗的组织化传播

节庆民俗是一种以天人相依为起点和原型的民间文化制式,是族众创造、记忆、分享和传播的生活性文化,是族群认同、归属的生存共同体的显性标识;它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维系族群的文化心理边界,是一种可操控的规范性力量。节庆民俗组织化传播的先例古已有之。先秦时期是作为统治阶层的知识特权和伦理教化而存在;汉代以降,官民共享节庆文化进行祀神祈福、宣德教化;近代以来,乡绅祠堂等半官方组织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也利用节庆民俗活动发挥社会关系调控等作用。中国古代社会节庆民俗文化的组织化传播是权力和惯习并存的场域,具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民族风俗的精彩缩影——解读《清代黎族风俗图》的密码

黎族是一个世代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海岛民族,她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文化。本文以《清代黎族风俗图》这本画册为蓝本,介绍了清代黎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那个时代黎族人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等两方面的内容。从有限的角度来解读这本画册的文化信息密码,并指出只有经过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有关民族风俗现象的资料,才是最可靠和最值得欣赏解读的。

《生死场》民俗描写的文化内涵新探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有许多民俗描写,不仅构成了萧红小说的一大特色,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后人不断探析。在婚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封建婚俗的落后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有关“生”与“死”的相关民俗描写中,萧红揭示了东北人民生的徒劳与死的卑微;在有关民俗的历史传承性的表现中,萧红揭示了代代相传的民俗对于人性的束缚与思想的禁锢。萧红借民俗描写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不仅承续着她一贯的启蒙主题,批判国民的愚昧与落后的国民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女性的关怀及对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探索。

阿拉善地毯织造传统变迁研究

本文立足"西北地毯文化圈"为背景,以技艺行为与场域变迁两种面向,追问阿拉善地毯织造传统的变迁动力,将"民间的坊"、"集结的厂"、"分散的纱"、"断流的人"四段时期进行对照,总结出技艺的承传是由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互作用决定的,织毯与用毯的民俗行为反映了人们生活世界的多种关系,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匠人命运及物的社会生命的塑造者,伴随多种力量的博弈,场域中的秩序与规则即是传统技艺存在与变异的动力机制。

从“中心”到“边缘”:广西上思舞鹿民俗功能的场域变迁

舞鹿是广西上思县十万大山北麓壮族的一项独特的民间传统活动,也是一项儿童舞蹈。舞鹿只在上思县壮族乡村流传,动作简单,是当地孩子喜爱玩的游戏,也是蕴含着当地人对人生祝福、祈祷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等民俗功能的民俗文化。舞鹿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当地盛行并成为当地民俗活动的"中心"场域;但90年代后逐渐衰落并被"边缘"化。舞鹿民俗功能由"中心"到"边缘"的场域流变,正是舞鹿民俗功能被弱化的直接表现。

场域公共秩序中的移风易俗与助推型治理——兼论《民间法哲学论》引发的思考

移风易俗是一项旨在改变乡村社会中陈规陋习的工作,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推进移风易俗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损及村民权益的“雷人”和“奇葩”村规,其本质是国家意志向民间法规范的“渗透”从而导致的异化现象。文本作者在其著《民间法哲学论:一种中国特色法哲学建构论纲》中提出的“场域公共秩序”理论揭示了法治场域的层次性与建构性,有助于矫正村规民约的异化问题。同时,其与助推理论相契合,在乡村社会的法治场域中,可以村规民约为载体适用助推型规制工具,有效调控利害关系,助推移风易俗任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