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论科举对唐代隐逸风尚兴盛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整个唐代的士林心态、风俗习尚以及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唐人出处进退的人生选择以及人生哲学的架构意义更为重大。此外,科举对唐代强烈现实指向性的隐逸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对构建唐崖土司皇城民俗文化村的思考

位于湖北恩施州咸丰县的唐崖土司皇城遗址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文章探讨了该遗址的史学、艺术、学术、文化和开发价值,对建立唐崖土司皇城民俗文化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及相应的对策措施。

状元筹、中秋博饼与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

厦门中秋博饼习俗并不是由郑成功部属洪旭所发明,而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博"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博状元游戏源远流长,其传播经历了从学子文人卜巧求运的雅趣到庶民家庭团圆助兴活动的演变过程。闽南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而且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华特色的娱乐种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

明清小说中的科举社会风俗考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它并不局限于文人的范围之内,明清时期许多社会风尚习俗都受到科举的影响,整个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社会活动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查考明清小说发现,明清时人在取名、科考风俗以及科举信仰方面均形成了诸多共性,并与科举保持着密切联系。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植物在潮汕民俗中的应用及其文化审视

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生物,被广泛地应用于潮汕传统节俗、婚姻习俗、日常生活习俗、信仰崇拜习俗、丧葬习俗以及民间俗语中。潮汕民俗对植物的广泛应用,充分反映了潮汕人的信仰崇拜,具有浓郁的潮汕地方特色、明显的季节特征以及鲜明的象征与隐喻特色,营造了节日欢乐气氛的时间,具有趋吉避邪与保健功效。

苏州科第习俗初考

“状元之乡”苏州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些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习俗,主要表现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等方面。从科第习俗的角度探讨古代科举制度,可以加深我们对科举制度文化底蕴的认识。

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影响及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对帝制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制度、士习民风、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对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功能的社会礼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体现在:礼俗内容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社会礼俗得到广泛宣传与普及;遵循能力本位,促使礼制下移;造就数目庞大的士绅阶层,担当传统礼俗的实践者与传播者;衍生出了众多富有科举色彩的传统礼俗。

古代地方助学助考机构——宾兴会

“宾兴”一词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发展为地方上的助学助考机构,在诸多方面为应试诸人尤其是其中的贫寒之士提供资助。它对于扩大古代“养士”的效益,化解社会一部分文人之间的贫富矛盾起着积极作用。是民间与科举制度相“配套”的机制。但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失而消失,有些地方的宾兴会贷金曾一度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助学基金的一部分,仍然发挥着作用,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宾兴是研究地方教育机制和科举考试时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提供了江西宾兴会的有关信息,并以清代江西的宾兴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宾兴组织的类型、名称,宾兴组织产生的原因及会费来源,宾兴组织的助学规定、宾兴组织的经营管理及宾兴组织的作用。

从民俗风情走向精神审视的现代探索——20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美术的演进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了艺术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此题材的进一步发展,政治的规约使之具有政治抒情化的表现。新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成为对形式美的探讨实验,并走向民族文化精神的审视,是具有中国意义的现代意识。

科举制早期称某人为“状元”只是民间行为

"状元"一词到晚唐才在笔记小说、诗歌等文艺性作品中出现,唐、五代,直至宋初的13科,政府从来都没有确认过一个状元,也不注重具体名次,只笼统称名次居前者为"甲科"、"高第"等,所以"状元"一词在唐、五代的史书、令中都不曾使用,墓志及韩愈、柳宗元、杜牧等著名文人作品中也不使用,科举制早期称某人为"状元"只是民间行为。

科举制对明清云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述略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朝产生以来,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在云南发展较晚,直到元代才开始实施,到明清时,才在云南真正推行开来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科举制一经实践,便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闽北民居砖雕图案看乡村百姓科举的梦想

两宋时期闽北成为福建文化区域的中心地带,其中以武夷山为代表的闽北地区文化的崛起,是整体勃兴中最为灿烂的一支。闽北作为闽学发源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闽北民居的砖雕图案中可以窥视到乡村百姓科举入仕的梦想,即希望晚辈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进入仕途,加官晋爵。反映出人们求进取的美好向往和读书起家的思想始终在激励着后人。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唐代曲子词的传播环境论

初唐至盛唐是曲子词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时期,有三方面环境的因素综合作用促成了这种民间文学现象的发生:第一,初盛唐时期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的保障;第二,繁荣的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第三,教育、文学、宗教、民俗等文化活动的普及。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曲子词广播民间,体现了民间性、通俗性的特征,又成为新的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

科举考试对古代礼俗制度的影响及其启示

科举考试是我国古代一项很重要的选官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科举考试对我国古代的礼俗制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产生了富有科举色彩的礼俗活动。从而得出启示:科举学是一门内容广博、趣味十足的学问;从民俗文化学视角加强科举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宝贵文化资源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琐闻笔记题材在北宋的变迁

历史琐闻笔记自唐代起逐渐得到了发展,但往往囿于政局野史、鬼怪灵异。在北宋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历史琐闻笔记的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记载也更加丰富多彩,贴近士人的生活。对文学家的记载更为全面细腻,对科举制度给予了极大关注,对风土人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体现了北宋一代士人的崭新面貌。

从《夷坚志》看宋代科考士子的更名习俗

《夷坚志》中有大量记录宋代士子科考前更名、希望借更名荣登金榜的小说故事,这说明宋代已形成科考士子临考更名的习俗,这一习俗体现的是宋人科考的投机心理,寄寓了他们企图不通过努力学习、只要顺从神灵意志即可金榜题名的思想,是宋代士风不健康的表现。同时,它也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子科考的艰难、生命的焦虑和人生的困苦,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宋代的科举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

《唐摭言》的科举礼仪文献价值

有关唐代科举中的礼仪活动记载很少,《唐摭言》卷三却系统全面地进行了丰富的记录,不仅在唐代类似文献中以真实、独特和细致的特点,丰富了唐代科举文献的内容,也为我们深化唐代科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