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融”为导向创作民族艺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五十六个民族乐器《同奏一首歌》等为案例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中,应积极运用舞台元素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艺术形象,用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用传统的民族文化艺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艺术作为情感表达媒介,可以搭建起各民族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导向文化的更深层次。以歌舞乐艺术作品为载体,能够展现和诠释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体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通过其感染力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五十六个民族乐器《同奏一首歌》和民族打击乐与舞蹈《鼓舞中华》作为案例,分析以“融”为导向的民族艺术创作的特点与意义,结合与创作者的访谈资料进行深入解读。

少数民族民间体育舞蹈融入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应用研究

文章基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对滇西北高校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创新举措进行深入梳理和探讨。研究发现,处于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办学的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积极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民间体育舞蹈,创造性地将其融入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效果显著,实现了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任务,产生了多重教育迁移效益,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推进了课程思政建设,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传承、困境与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民族舞蹈——以“撮泰吉”为案例视角

文化的诞生是物质环境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它之所以能传承和发展得益于适应文化变迁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遵循传承—困境—路径的逻辑,聚焦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的理念,借以彝族传统舞蹈撮泰吉为表述对象,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撮泰吉的产生条件和存续生态;揭示撮泰吉内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舞蹈撮泰吉因其地方性的文化特性以及传承艺人职业转型等,面临传承人青黄不接的困境。因而有必要采取相关必要措施,汲取多元民族舞蹈的优秀元素融入其中,培养传承人,并通过舞蹈实践增强传承人的情感认同。

高校开展舞龙课程的价值探索和推广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高校是培养未来建设者和实践者的主阵地,借助历史记忆来唤醒学生潜藏心中的民族信仰和责任感势在必行。因此,该文以舞龙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法等方法,探寻在高校开展舞龙课程的价值:有利于丰富课程内容和提高学生兴趣;有利于孕育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校园氛围;有利于丰富课程思政资源和促进课程思政建设。继而提出推广途径:利用多种宣传手段,营造传统文化渲染环境;尊重地域文化特点,挖掘不同文化表现形式;建立会练、常演、能赛三级课程教学模式。

论湘鄂渝黔边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与传统体育的关系

湘鄂渝黔四省 (市 )边区为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其民族舞蹈和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 ,是经过历史陶洗沉淀下来的两块文化瑰宝 ,虽然他们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社会活动样式 ,但他们在历史的起源、文化现状和活动的特点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通过对此地区的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 ,探讨了他们的起源和联系。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几何纹样形式的流变与特征

几何纹样作为中国传统纹样,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的民间服饰,试图结合近代中国曲折波澜的社会背景,对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几何纹样形式的流变进行探究。通过对几何纹样种类题材、应用形式以及装饰手法等形式的整理和分析,论证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几何纹样形式的变迁过程,总结出其纹样形式流变的特点。同时,验证了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有大量以几何纹样为主题的服饰品,其在传承先代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创新。

近代汉族民间刺绣的风格特点与文化传承

民间刺绣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品较多的江南、闽南、山东、山西、陕西、皖南、中原7个地方涉及服装、饰品及纺织品在内的2 174件藏品为研究对象,从造型、色彩、工艺、纹样四个方面总结近代汉族民间刺绣的风格特点,论述了近代汉族民间刺绣在文化包容性、造物文化、民俗文化及审美文化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表明汉族民间刺绣不是一个偶然的艺术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为民间刺绣的传承及在现代服饰产业中的应用奠定理论依据。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三)

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论证。1949年以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和“音乐学界的调研”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文革十年的停滞”、“1976年以后的研究”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本文第一、二部分发表于《黄钟》2005年第一、二期上]。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一)

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论证。1949 年以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和“音乐学界的调研”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文革十年的停滞”、“1976 年以后的研究”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二)

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论证。1949年以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和“音乐学界的调研”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文革十年的停滞”、“1976年以后的研究”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本文第一部分发表于《黄钟》2005年第一期上]。

近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审美形态及功能探析

鹿纹作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常被运用在服饰品中,不仅体现出吉祥福禄的美好意蕴,还能满足穿戴者日常使用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然而,在已经进行创新设计的传统动物纹中,鹿纹却出现较少。文章基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实物,选取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的云肩、肚兜、荷包等为研究载体,运用美学原理从鹿纹的造型、色彩、组合搭配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探析传统服饰品中鹿纹的装饰功能与社会精神功能,揭示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鹿纹的审美价值,为传统鹿纹的创新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并梳理完善传统服饰品中动物纹的使用体系研究。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暗八仙”纹样的造型特征探析

"暗八仙"内涵丰富,深受百姓喜爱,是宗教信仰、民间艺术、工巧技艺相融合而成的文化符号。文章从3 000余件近代民间服饰传世品中筛选出27件含有"暗八仙"纹样的实物样本,结合已有文献,厘清"暗八仙"纹样概念,对比服饰中"明八仙"纹样造型,从装饰服饰品类、装饰部位、纹样组合形态、实现技艺四方面探讨"暗八仙"纹样造型特征,并归纳其文化内涵。研究表明:经过符号化变革,"暗八仙"纹样造型适用性强、组合纹样题材丰富、实现工艺特殊,具有"除恶扬善、比仙寓寿、福泽祥瑞"的文化内涵,为深入挖掘与传承民间服饰遗产提供资料与理论准备。

近代民间服饰中“线”的构成特征分析

文章依据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中带有线造型的服饰品,详细分析线饰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的构成特征。首先将线形的构成方式进行分类归纳;其次分析民间服饰中的线形在构成中表现的装饰艺术,并依托实物阐述其线饰特点;最后对线形在构成艺术中表现的传统美和构成规律进行探究,归纳总结出民间服饰中线在构成法则中表现出对称与节奏的形式美、写实与会意性的线饰造型美感、美用一体的功能性美感等,了解线饰真正的内涵和底蕴,从而将线条的美感运用到现代设计创作中。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从专业民间舞蹈艺术创作者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如何更好地深入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形成原因与风格特点,运用最科学的方式,恰当合理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将这些宝贵的艺术营养,自觉吸收并融入到个体创作的深层意识中去。并以具体个案的论述与分析,提出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中,应以尊重民族文化为前提,以严谨的态度,遵循"充分继承,合理发展"的基本原则,把握好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创作中"继承"与"发展"的准确关系。

三晋民间传统文化新载体研究——以广场舞为途径

三晋民间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已经出现丢失或被遗忘,因此,我们可借助文化的渗透性将其以另一种形式来传承与弘扬。当前,广场舞在全民健身中成为影响力最为深刻的一部分,广场舞健身文化也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其进行分析。传承途径:以广场舞的服饰与道具为载体传承三晋剪纸艺术与服饰文化;将山西秧歌、皮影艺术运用于广场舞的技术动作创编以传承三晋民间舞蹈与戏剧文化;编撰以晋商之路为题材的广场舞剧目以弘扬晋商经典传说;将三晋民间音乐与戏曲元素创作在广场舞音乐中以传承三晋曲艺文化。

感悟民族民间舞蹈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民间舞蹈必须要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相适应。而要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形式多样、风格特色突出并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精神、浓郁生活气息、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意识的高文化品格、高立意、高水平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就必须充分学习、挖掘和继承优秀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舞蹈家只有真心诚意地深入生活,恭恭敬敬地向民间艺人学习,才能在大量掌握和积累民族民间舞蹈素材的基础上把握民族文化和民间舞的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的特征,获得舞蹈创新的灵感,真正使古老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与时俱进,使新时期的民族民间舞蹈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四)

文章通过对20世纪汉族民歌研究史料的爬疏和整理,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百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首先以1949年为界将百”年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性”论证。1949年以前,民歌研究分为“俗文学界等学科的研究”和“音乐学界的调研”两个方面(之间稍有年代上的前后关系);1949年以后,则按照年代的延续分为“前17年的研究状况”、“文革十年的停滞”、“1976年以后的研究”等三个时期。其次,根据这一纵向时间轴线,又对每一阶段民歌研究的特点、参与人物、主要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主要成果展开横向的叙述和分析,以综述的形式勾勒出百年民歌研究史的宏观面貌[本文第一、二、三部分发表于《黄钟》2005年第一、二、四期上]。

“秧歌”的渊薮与汉族民间舞的文化体征

关于"秧歌",一般存在两种概念:一种是广义的,即把汉族年节中的"舞队"统称为"秧歌队",把"舞队"的活动称为"闹秧歌"或"秧歌会"。另一种是狭义的,即专指在民间舞蹈中哪一种是"秧歌舞蹈"。对于"秧歌"的探讨,我们首先指向狭义概念的"秧歌舞蹈";进一步,再从形态和表演程式的特征出发对秧歌的特征和属性加以界定。齐鲁文化区块的"秧歌"具有"推、拧、抻"的特征;燕赵文化区块的"秧歌"具有"拉骨抻筋"的特征;晋陕文化区块的"秧歌"具有"走、摆、扭"的特征;关东文化区块的"秧歌"具有"稳中浪"的特征。但无论是哪个文化区块中的秧歌,其主要的表演都是在"跑场"之中。"跑场"的表演主要是"大场"和"小场"两类。秧歌大场的"场图"潜隐着传统文化的"象数结构",而小场的"场趣"则紧贴着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

藏族锅庄舞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开发

藏族高原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区域,使藏族传承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体育传统。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查阅、牧区调查、亲身体验、专家访谈等方法,对藏族民族传统体育锅庄舞的文化底蕴及其价值开发进行深入研究,增进人们对锅庄舞的了解与认识,从而对振兴民族经济,加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苗族接龙舞展演的“民俗生活”与“国家舞台”——基于湘西吕洞山地区的田野调查

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探讨当下接龙舞展演场域的位移,并对接龙舞的保护与发展提出新的思路。结论认为,在现代语境之下,苗族接龙舞拥有两个展演场域,即苗族民间的"民俗生活"与政府建构的"国家舞台"。随着接龙舞展演的"民俗生活"场域日趋式微必须努力实现其从"民俗生活"向"国家舞台"的场域位移,与此同时,依靠"国家"的强大的影响力来扭转接龙舞在"民俗生活"场域里的弱势,并最终实现在两个展演场域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