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生态文明立法下保护地役权的现状及规范构造

保护地役权由国外经验引入,在国家公园试点中逐渐成为兼具本土化探索的新兴土地权属管理制度。但基于公私属性争论,保护地役权的规范路径存在众多争论,尚未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考虑到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保护地役权制度应尽快于法有据。基于此,通过分析保护地役权制度属性,对比民法与环境法两条入法路径,结合生态文明立法进程探讨保护地役权规范构造的更优选择。分析得出在环境法中另起炉灶路径较为适宜,建议在先行出台的《国家公园法》中设定具体规则,后考虑在《自然保护地法》与《生态环境法典》中予以原则性纳入,最后将细化规定空间留给专类保护地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范基础及其构建路径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是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的必由之路。构建以宪法及宪法相关法为根基,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以民法典为依托,以刑法为保障,以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补充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的根本前提。为有序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范基础的建构,亟需在系统分析和准确把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党的基本政策“入宪”“入法”、民族工作法律法规清理完善及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法律需求的有效回应等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修改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等相关规定,完善全面实施民法典的配套措施,制定引导和规范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专门法律及其配套法规,由此才能达成以良法促善治的目的。

论《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之融贯

《香港国安法》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相关法,而其中部分章节内容具有刑事法特点。作为一部在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中的规范构成,《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需要找准其在香港地区法域的定位并与本地法衔接。本文从缺位与补位、边限与底线、休眠与激活三个方面对《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规范定位作出阐释,并从罪名认定、刑罚适用、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三个关键方面展开融贯性考察,认为研究落脚点在于超法律体系层面的理念融贯,要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作为价值基础,真正构建起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刑事法律体系。

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视域下贵州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贵州传统乡村治理中的民间调解与司法诉讼,体现出一种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这种传统治理体系背后蕴含了“情”“理”“信”的理念价值以及民间法和国家法共治的实践价值。当下贵州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困境主要为民间法发展的不均衡性、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性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带来的现实问题。基于此,从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多元并存的基层治理现状,发挥民间法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注重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价值融合以及国家法对民间法变化过程的渐变式引导,探索建设贵州民间法与国家法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义务条款的规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第1款是家庭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义务的核心规范,外延解释包含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多类型的法律法规考察,最终得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深层法律内涵该法存在法律责任虚化、法规制定空白抽象与修订及时性不足等问题,导致第16条第1款的可实施性缺失。因此,该法法律责任落地,还需要增强实施细则供给,提升立法技术和水平,为家庭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义务夯实制度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国家情报法》实施效力研究——以“非规范性条款”为分析工具

以“非规范性条款”为分析工具,可以对《国家情报法》的实施效力做出考查,并对《国家情报法》的未来修改方向做出预测。通过统计,可以发现,“非规范性条款”占到了《国家情报法》法条数量的近三分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家情报法》的整体实施效力。为了提升《国家情报法》的实施效力,应调和《国家情报法》中“非规范性条款”和“规范性条款”的比例关系,并且通过立法转化与专轨运行等具体方法来提升《国家情报法》的执行力。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兼论亚洲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

本文旨在从法理学的高度来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作为科学地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逻辑点 ,通过对法的调整机制和内在特质所具有的普遍性进行分析 ,提出了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法律规范协调说”。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近代民间服饰中“线”的构成特征分析

文章依据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中带有线造型的服饰品,详细分析线饰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中的构成特征。首先将线形的构成方式进行分类归纳;其次分析民间服饰中的线形在构成中表现的装饰艺术,并依托实物阐述其线饰特点;最后对线形在构成艺术中表现的传统美和构成规律进行探究,归纳总结出民间服饰中线在构成法则中表现出对称与节奏的形式美、写实与会意性的线饰造型美感、美用一体的功能性美感等,了解线饰真正的内涵和底蕴,从而将线条的美感运用到现代设计创作中。

民间法话语的逻辑——对当代中国法学建构民间法的三种理论样式的初步探讨

民间法或习惯法的研究是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深入而出现的学术现象,它在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占有显著的位置。从目前民间法研究的进展来看,可以作为学术类型进行探讨的有三种理论,分别是苏力的本土资源论的民间法、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的民间法及谢晖的规范法学的民间法。由于它们所依凭的方法依然是西方的,还缺乏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立场,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

民间法基本概念问题探析

作者认为,对民间法特征及民间法基本概念进行分析是探讨民间法其他问题的前提。从外在特征看,民间法普遍存在;从历史维度看,民间法是客观的。同时由于民间法主体存在差异,民间法又是独特的和自足的。民间法和习惯法不同,但是民间法有习惯性;民间法与国家法不同,但是也具有国家法某些特征。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和习惯法之外,自发形成的并有社会权威管理和约束的,总结某些习惯性规范并内涵有统一权利义务观念的行为规范。民间法是介于国家法和习惯法之间的一种类法律规范。

石牌制与瑶族地区的法治建设

本文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广西省大瑶山瑶族地区石牌制的基本含义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了石牌制在大瑶山特殊历史时期的法治和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针对瑶族地区客观的社会现实,立足于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从民间法和国家法两个角度,探寻瑶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新思路。

试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保护和利用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进民族理解和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扶持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文化市场化制度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

论党章的最高效力

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从考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沿革出发,结合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党章性质和地位的论述,详细地阐述了党章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章对于党组织和党员行为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基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详尽分析了党章在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根本法规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服从党章的最高效力,并不得与党章相抵触;党章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在约束党组织、党员行为方面具有最高性、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性、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等特征,只有真正地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确保党组织、党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章办事,维护党章的根本法规的权威;从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出发,按照"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要求,探寻了解决党章与国家宪法法律不一致的程序性机制:对党章和国家宪法法律作出适应性的修改,使得党内法规既能很好地维护党章的权威,同时又不违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的党章应当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顶端,具有最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

贵州苗族村寨现今还存在的“罚3个100”等惩罚习惯。这种惩罚形式与集体聚餐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活动和仪式过程中所体现的习惯法,具有惩罚、警诫、教育、宣泄、娱乐等社会功能。

法治、善治理念、法律方法与民间规则——第二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06年10月17日至1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法治与民间规则、民间规则与善治理念、民间法与法律方法及法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充分认识民间规则及其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兼具学术、理论和现实三重意义。

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裁判的渊源——一个司法中心的立场

由于受立法中心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法官的裁判渊源局限于国家法。而在司法实践中民间规则作为裁判渊源,已被广泛运用。因此,要承认民间规则的法源地位,研究立场必须从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转换,必须从法官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解民间规则的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