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当代中国乡土文学英译路径探析:以莫言与贾平凹为例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莫言与贾平凹创作体量相当,所获荣誉相近,国内影响力难分伯仲,然就中长篇小说英译情况而言,二者在英译作品数量及译介效果方面相去甚远。莫言小说在译者、出版社及作家等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有效推介,而贾平凹小说却因创作手法、译者模式、传播途径以及读者定位的不足尚未取得良好传播实绩。系统梳理莫言与贾平凹中长篇小说英译活动的差异,并借鉴传播学相关概念,可以构建中国乡土文学的英译传播路径,助力中国乡土文学“走出去”。

黔地明遗——贵州安顺屯堡地戏服饰形象研究

贵州安顺屯堡地戏是一种传统的古老戏剧,演出方式是在平地上进行跳唱,故名“地戏”。它是一种表演历史故事或者歌颂英雄人物的民间表演活动,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至今仍流行于贵州安顺民间。文章依托历史文献以及相关文章针对安顺屯堡地戏做了文章的田野调查,对地戏的文化历史发展、地戏民俗特征及地戏服饰文化艺术特征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创新性地对地戏传承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湖南花灯戏传统剧目的题材及主旨

湖南花灯戏传统剧目题材以表现社会底层民众所熟悉的生活为主,主旨多元,“民间性”突出:或叙演社会底层民众家庭之间婆媳、妻妾、后娘与前房子女间的伦常关系;或敷演社会底层民众的两性关系;或通过一些带有一点荒诞色彩的喜剧情节,来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仅有一个故事框架,以其“装入”各种民间歌舞、曲艺、笑话等以作耍乐。随着花灯戏戏剧化程度的提高,其题材亦逐渐扩大,出现了敷演神话故事、公案故事等的剧目。

从[孟姜女调]到歌仔戏[七字调]——民歌戏曲化的文化考察

[孟姜女调]随北方人民南迁入闽,其变体“七字仔”又随移民脚步“过台湾”,在当地交杂的社会环境下与客家民歌交互相融,出现了旋律形态的进一步变易,乐师的记谱、演奏习惯及伴奏乐器的定弦亦随之发生适应性改变。从[孟姜女调]到歌仔戏[七字调],是民歌在闽台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传播、交融、发展并最终成长为戏曲唱腔的戏曲化过程。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卢胜奎《襄阳宴》的前世今生及其与《鼎峙春秋》的优劣异同

刘备依附刘表期间,襄阳宴遇险一事史书并无记载,但后代文学作品精彩的演绎让此故事深入人心。弄清此事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表达,期待可以对当下中国戏曲历史题材创作有所启示。卢胜奎编剧的京剧《襄阳宴》故事内容、节奏快慢、场面冷热、详略安排、细节处理等诸多方面均与《鼎峙春秋》不同,体现了民间与宫廷、小传统与大传统的迥然不同。

非遗视野下民间音乐泗州戏的“活态”理念传承研究

皖北民间音乐泗州戏具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唱腔、节奏律动、伴奏等方面越来越成熟。但是在网络时代下,民间音乐泗州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与当下环境的疏离及其在物欲化时代所遭遇的文化失语。为了重振民间音乐泗州戏的艺术活力,本文从非遗传承的视野出发,结合“活态”理念,以民间音乐泗州戏为研究对象,就民间音乐泗州戏的传承进行分析阐释,深入探寻激活地方戏曲的有效策略和实践方法。

戏改前史:《新闻报·艺月》与战后剧运道路的寻索

《新闻报·艺月》所刊文章多集中在为戏剧运动出谋划策,仔细梳理相关论述,可发现思想内容优胜与技术形式迷恋的观点时常针锋相对,恪守现实之用与维护历史之真的分歧频频出现,文艺创作的普及与提高这一影响深远的论述,表现为“迁就观众”与“把观众提一把”的两难处境,寻求经济效益的商业化取向和保持艺术水准的职业化诉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难以把控。充满着纷纭多义声调的《新闻报·艺月》折射出战后戏剧运动道路寻索的艰难步履,也可视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戏改运动的重要来源和先期预示。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二人台戏曲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探析

二人台是一种在黄河上游区域广为流传、历史悠久的、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包含多种音乐舞台艺术的综合性戏曲剧种。作为植根于民间的传统戏曲艺术,二人台具有“群众性”和“融合性”的精神文化内核。其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融合了蒙、汉民族的音乐文化,其题材和内容体现了群众的智慧和人民群体的审美。在展现二人台艺术魅力的基础上,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性理论和内涵,分析该曲种在当代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困境。探索二人台艺术在当代音乐文化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二次高峰——1986-1992年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历程

1986-1992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音乐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上承1978年以来抒情歌曲为主的过渡期,下启1993年起“泛地域”风格的城市民谣风,成为“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的第二次高潮。该阶段以崔健《一无所有》(1986)为代表的“西北风”为开端,涉及“东北风”“东南风”等多地域,以及藏、蒙等多民族音乐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此外,戏歌、古诗词风的流行歌曲,也是这一阶段流行歌曲民族化的歌种类别。音乐理论界对“西北风”歌潮等问题的起因、意义、得失,以及与民族音乐的关系的相关探讨也为其后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发展提供了社会价值取向与基本范式的借鉴。

民间戏曲与多重话语的影像构建——以赵冬苓《北方有佳人》为例

电视剧《北方有佳人》出自“主旋律”大户金牌编剧赵冬苓之手。此剧不仅用镜头艺术将具有独特魅力的民间戏曲艺术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展示出来,而且将主流话语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精英文化所探求的人类灵魂与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连同遵循大众话语的快乐叙事原则有机融合,努力实现一种和谐的叙事平衡,逐步形成自己鲜明的品牌,为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典型范例。

资源·梯队·定位——越剧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越剧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优秀作品。新的时代,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越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这是当代越剧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资源、梯队、定位,是越剧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回头看,要利用好越剧的两大资源,一是越剧文献资源,二是越剧流派资源。看眼前,要加强越剧三大人才梯队建设,一是越剧表演艺术人才的培养,二是越剧编剧人才的培养,三是越剧研究人才的培养。向前看,要找准越剧的四个定位。其一,它是都市的还是乡村的;其二,传统是源还是流;其三,要不要探索;其四,越剧的本体是什么。

内蒙古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特征研究

蒙古剧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剧种,是中华戏曲大家庭中的一员。音乐是蒙古剧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在表达人物情感、刻画人物性格上有着重要作用,但相关的专题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归纳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素材的民族性特征、唱腔设计的杂糅性特征及乐队配置的地方性等三个特征,认为科尔沁蒙古族民间音乐与科尔沁蒙古剧在其功能需求上,有着彼此间互动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能够形成双向选择互补关联。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发展与创新,既要沿用蒙古族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作为其特色支撑,还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科尔沁蒙古剧作为剧种特色繁荣发展。另外,本文首次对科尔沁蒙古剧进行了音乐特征方面的分析研究,这对厘清科尔沁蒙古剧的概念、深化蒙古剧音乐的研究拓进和创作发展意义重大,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戏曲剧种音乐的更深、更广的理论开掘。

民声:孟姜女话语民间化“言路”

孟姜女故事现象的研究范式大致历经了由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地域文化系统的考据到地方化、主题化话语涵义、形式再呈现的过程,孟姜女故事的意义空间由此而得以拓展、延伸。然而,由于在地化的文化殊相各异,孟姜女故事的体系化研究并未取得较大进展。事实上,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现象,孟姜女话语一直都以各种声音形式繁衍着、延续着。在古代礼乐传统中,声音是沟通官方与民间的传统渠道,融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天然媒介,感应人与自然的神秘力量。同样,“民声”是孟姜女话语体系联系化、关联化的重要现象。发源于《左传》的史实,汇流于《列女传》等文学,散布于各地民间传说、歌谣、说唱以及民间戏曲等,孟姜女话语经历了由官方正声(音)而走向民众俗声的传播路径。民间变化多样的体裁赋予了作者、讲述者、表演者更多自由的话语空间,跨越文体边界,不断容纳更多发自于民众的声音,传递了他们的生活生产经验认知、情感想象,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愿望、渴求以及生命意志,彰显了民众自由表达的实践主体性;声音机制的演变、交融成为孟姜女话语传播的主要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