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黄河流域民歌语言特征计量研究

结合生态语言学、类型学、计量语言学和依存语法等多学科理论背景,聚焦黄河流域九省区汉语民歌词汇、句法和语义层面特征,研究发现:在句法特征上,黄河流域民歌表现出支配词居前和支配词居后的混合语序类型特征,词汇和语义主题一致性表现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对黄河流域民歌进行多学科研究,可以拓宽中国民歌研究的视角,全面了解黄河流域的语言生态特点,黄河流域民歌具有直观可见的中华民族多元纷呈、和谐相融的黄河流域文化标识度。

新时代文体旅融合背景下我国乡村民俗体育复合治理的地方性实践——基于湘西古镇龙舟活动复兴集体行动的社会学考察

为探索文体旅融合发展中民俗体育有效治理的成功经验,研究采用“结构-制度”与“过程-事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湘西古镇传统龙舟活动复兴的经验问题置于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依循集体行动的共意形成与动员、曲折与双重策略性应对,直至集体行动最终形成的整个过程展开讨论。研究认为,自治、他治及共治的复合作用共构了龙舟活动秩序,不同阶段的治理形态随主体间利益契合状况而动态变化,并集中体现为集体行动的行政合法性维护、嵌套的类组织系统构建以及与行动单位契合的激励机制作用,最终形成了龙舟活动复兴集体行动。最后,研究基于新时代实现有效治理的行动方略探讨,提出了乡村民俗体育治理新格局的地方性经验启示与思考。

秩序构建:环巢湖地区民间灯彩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根源

灯彩是环巢湖地区民间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具有种类多、分布广、影响大的特点。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和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探寻环巢湖灯彩的外显个性特征与内涵共性本质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构建起贯穿于灯彩的视觉艺术、活动程序和文化渊源中的秩序性特征。以乡村空间为基础的环巢灯彩在传统节庆各具特色的仪式展演中,间接地构建起跨越边界的社会空间秩序,无形中实现了乡土、村镇现实生活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客观地反应了环巢湖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质,对环巢湖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都具有积极意义。

身体竞技与乡土秩序:“斩马路”仪式的体育人类学研究

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乡村社会盛行的官教传神庆典中,以激烈的身体竞技作为仪式展演形态的“斩马路”,实为一独特的民俗体育活动。这种独特性既体现在基于传统宇宙空间观的独特竞技文化设计逻辑,还呈现为其以深层游戏潜质所显现的身体竞技过程之于乡土社会秩序塑构的多重微妙性。阐释人类学的文化分析,集中呈现了它在实践形态上作为一项民俗体育行为是如何精妙地贯通天、地、人、神来塑构乡土秩序,这启示我们:竞技之于秩序的构建需要突破单纯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聚焦,寻求在人与自然、他人及自我关系的处理上探索具有深邃人文思想蕴含的可通达之径。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民俗文化与乡村秩序构建——以山西洪洞民间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地方重要的文化根脉,具有教化民众、培植凝聚力、构建秩序的重要作用。山西洪洞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祖先信仰、神灵信仰、自然信仰、古圣先贤信仰等,强化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民间化、同宗共祖的认同感和维护乡村秩序的内在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范例。

“镖不喊沧”地方象征符号与乡村社会秩序

"镖不喊沧"是地方象征符号的集中体现,武林强人借助该符号所赋予的民间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秩序的控制。随着现代化时代的到来,"镖不喊沧"的民间符号逐步转型、演变成国家在场的现代象征符号——"沧州武术之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信仰民俗与区域社会秩序——以青海土族纳顿、醮仪、六月会为例

信仰民俗在土族社会中,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发挥着动员社会、凝聚人心的社会功能。信仰民俗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社会生活形成健康的发展机制。

论民间伦理的功能

从文化功能的维度审视,民间伦理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秩序功能。即在国家秩序尚未出现或在国家秩序难以达到的地方独立发挥其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作用,或作为国家秩序与法律秩序的补充。其二,批判功能。即根据人性和生活实际的需要对国家倡导的正统教化伦理进行解释和修正,并在国家伦理丧失其合理性时,公然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其三,宣泄功能。即通过民间伦理自由自在的言说方式,为民间社会积蓄的生命本能冲动找到一个合法发泄的渠道,避免郁积的生命能量的盲目发泄导致社会秩序的解体。其四,教化功能。即一方面通过民间伦理中那些直接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实现民间的自律,而另一方面则吸纳和接受来自于上层教化伦理的指令,协助其教化万民,美化风俗。

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空间秩序的建构——基于洪洞娥皇女英信仰的考察

目的揭示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空间秩序中的建构作用。方法在田野考察与爬梳文献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空间社会学理论,对区域社会空间秩序进行个案分析。结果研究从洪洞娥皇、女英信仰的空间区位和分布村落展开,得出民间信仰在经济互动、政治解读、文化熏染等方面发挥着空间秩序的建构作用。结论在传统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民间信仰的建构作用大于解构作用。

民间信仰对社区秩序的整合与调适——以湘西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为例

土地神这一民间信仰是农耕文明时期民众对农业收成的依赖与祈求的产物,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具有名称众多、遍布弄巷的特点。作为民间信仰的土地神信仰在社会转型时期起到缓解民众焦虑心理,满足民众基本精神需求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社区治理中应当引入文化治理的策略,构建民间信仰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通过文化重构使其文化调适与整合,从而纳入新的文化体制中,重构出一个为新生活方式服务的有序体制。

论民间法的场域公共秩序逻辑——基于广义法哲学视角之民间法的基石法理型构

要摆脱当前法学舆论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民间法须型构自己的基石法理逻辑。国家法的基石法理是政治秩序逻辑,民间法的法理型构方法是场域逻辑,以国家法的基石法理为参照,基于民间法的法理型构方法,民间法的基石法理则可确定为场域公共秩序逻辑。民间法遵循着场域公共秩序逻辑有三方面的基本表现:其一,民间法处理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没有顾及的社会纠纷;其二,民间法处理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顾及起来“不经济”的社会纠纷;其三,民间法处理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难以解决彻底的社会纠纷。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重构——以河湟地区丹噶尔藏人猫蛊神信仰为例

本文以河湟藏族的一支"家西番"(丹噶尔藏人)的猫蛊神民间信仰为个案,就其形态、信仰仪轨、功能等进行考察,在关注其对乡土社会影响的同时,对其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对乡土社会秩序的控制和规范问题进行了阐释。

现代秩序与民俗文化的博弈与协商——基于鞭炮报道媒介镜像的研究

秩序调试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历程的集中呈现,声音特别是噪音管理体现了现代秩序和传统文化的反复博弈与协商。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鞭炮报道成为这一轨迹的折射与镜像。当现代秩序需求占优势时,媒体折射出禁放的立场与倾向;当传统文化需求占优势时,媒体映射了社会对民俗文化回归的渴望。在这样的博弈与协商中,城市化的进程螺旋推进。

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 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

对东北四所监狱"民事转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调查显示,现代乡村社会存在一类特殊的纠纷:第一,它的广泛存在,标志着民间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败;第二,它也没有被国家法系统处理和吸收。本文通过对结构性访谈中7个案例的详细剖解,检视了这类纠纷背后乡村秩序的可能图景。与传统的民间法理论的预设相反,国家法秩序的"外来性"是地方性社会中日渐增多的"陌生人"获得保护的可能途径。然而,国家法的实践依赖于基层政治运作,其调整功能取决于民间秩序的配合,民间秩序整合的失败迫使国家法直接面对个人的实质性需求,而其调整无力反过来增加了个人对国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将失望导向对国家法独立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豪强化"的危险可能在乡村社会出现:"强力人士"依赖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的力量;借助国家法和国家政权在权力来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信仰控制与道德渗透——儒教影响民间信仰的途径分析

作为官方信仰的儒教具备运用权力优势影响民间信仰体系。对于具有自发性、功利性、多元性的基层民众信仰,儒教采取认同与限制并举的两手策略,力图防止和纠正民间信仰对儒教轨道的偏离。在官方推行神道设教的过程中,儒教主导着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造神运动,通过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实现对民间信仰的道德渗透,以确保儒教系统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乡规民约:一种重要的民间治安规范

民间治安规范与国家治安规范相比,是一种非正式的治安规范。民间治安规范按照不同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治安原生秩序的生成及维护为从古至今的乡村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提供基础。乡规民约的组织性及治安直接相关性,与其他的民间治安规范相比,在维护乡村治安秩序中能够发挥着独特的指导、维护、评价、教育及预测的规范作用。其作为治安规范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乡村治安秩序相关行为体系以及乡规民约的治安规范作用体系三个要素来构建。

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秩序重构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自组织”特性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然而在社会大变革、文化大变迁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的多重“挤压”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自组织”能力也日渐式微。“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就是要通过主动干预,建构起乡村文化“再生产”的新秩序,推动乡村文化繁荣与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两大国家战略,无疑是介入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的重要“他组织”力量,为乡村特别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重构乡村文化“再生产”秩序提供了路径探索和经验借鉴。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人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