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情新民俗的制度实践、制度绩效与制度边界——以江西石城移风易俗为例

江西石城“请客不收礼”新民俗的移风易俗实践,促进了农村人情新民俗的诞生与扩散,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新民俗具有强大韧性和高度弹性的制度特性,具有差序执行赋予制度适应性以及非正式制度带来非正式约束的制度优势;新民俗具有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绩效,并通过衔接精准脱贫效力和扩大农村内需市场的礼金治理方式,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新民俗的扩散路径是基于人情往来地域多元化的现实基础,新民俗具有差序人情底层逻辑的总体特征和地方性仪式性人情的模式分类;基于新民俗创新扩散的时空性特征,需要因势利导的适时切入与因地制宜的本地化改造。

高校音乐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任务与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音乐作为各民族情感交流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音乐教育既要承担起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为民族复兴伟业施展才华的时代新人,还应当肩负起强化“五个认同”、传承与创新中华民族音乐的重要使命。本文从民族音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出发,分析高校在音乐教学研究中的使命与任务,开拓高校音乐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让民族音乐教育在新时代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积极的贡献。

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结合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和公共管理治理理论,运用文献资料调研、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将民俗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合乎国家管理、普遍为村民接受的非正式制度来重点考察文化建设与乡土社会治理的关系。民俗体育文化以其积极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善治,传统社会衍生的民俗体育文化遗产作为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延续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灵活性。把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乡村社会治理实施的一种"粘合剂",增加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正式制度共同缓解、调节社会治理出现的基本矛盾,推动村民自治进程,形成多元主体、多元文化参与以及民主、互动的善治局面,这正是我们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善治的现实意义所在。

藏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与学院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关系研究

原生态与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的有着不同的风格。文章分析了不同风格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两派舞蹈间存在的固有的关系及区别。主要提出"应该为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发展腾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但也要科学把握其创作的自由度"这一学术观点,它对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及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路径与限制--基于地方司法回应民间金融创新的一种思考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地方司法对于民间金融创新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不乏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这是地方司法进行"试错"的实例。基于一种框架性的论证,地方司法"试错"的正当性源自于地方性的纠纷,现行法律的粗疏以及司法引领制度变迁的优势;其基本路径是地方司法在能动性指引下,运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规则,与地方立法和行政互动协同、彼此影响。同时,为了防止地方司法"试错"被滥用,还必须对"试错"的主体、期限、条件、内容等作出较为严格的限制。

我国民间公共政策分析机构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民间公共政策分析机构(民间思想库)的起步比较晚,一般只是靠某个学者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来扩大影响。但随着我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间思想库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因素。长期以来的行政传统和思维定式造成我国官方、半官方思想库存在很多弊端,而民间思想库具有组织上的独立性,灵活度较高,成为官方、半官方思想库的有益补充。同时,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里,在民主化的呼声中,在公共事业发展的契机下,民间思想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公众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安排

由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整体权益上具有公权性质,因而,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肩负着最主要的责任,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要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仅依靠政府之力并不足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以外的其他群体、组织乃至个人的理解、合作、支持、配合、参与、协助、援助、督促等都是必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地将公众参与确立为其基本原则之一。本文从公众参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法理基础入手,探讨了该原则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环节、行政执法环节、监督和救济环节中的制度安排。

农民工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

介绍了制度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分析了农民工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即: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及制度执行环境。

美国法学会“法律重述”及其对我国民间法研究之镜鉴

我国当下民间法研究方兴未艾,但非法学思维模式的泛滥和与法治真命题的隔膜使其始终难以摆脱生死之问的梦魇。美国"法律重述"以其明确的示范规则、缜密的说理论证和清醒的时代自觉获得了法律界广泛认同,成为美国法治王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国民间法学者不妨效法美国"法律重述",针对法治难点和热点,将钩沉拾遗的精湛学术成果整编为翔实清晰的示范法,配以深刻严谨的评论和示例,供立法者和司法者参考采纳,促成别样民间法的生成。

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的制度环境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民间体育组织的数量稳步增长,逐步成为我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中间力量。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现处的制度环境予以分析,厘清目前制约民间体育组织发展的制度因素,提出健全民间体育组织的法律体系及监督机制、完善民间体育组织的配套政策、调整民间体育组织的准入标准、提高民间体育组织的自律能力等具体措施,希冀对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资本角度下的农村民间信用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非正式制度为主导的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中,基于农村社会资本所形成的特殊信任的民间信用,使得民间信用契约具有自我执行的内在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非正式社会结构的制度转型,农村社会资本所形成的特殊信任主义必须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变,并促使农村民间信用制度发生适应性变迁。

我国民间体育组织发展的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新制度主义视角

依据新制度主义中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三要素理论,对我国民间体育组织建设中存在的双重管理体制的制度困境、草根民间体育组织的合法性制度困境、社会监督与评估的制度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民间体育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即由管制性制度转向规范性制度,由权威治理转向契约治理;以"文化—认知"引领民间体育组织特色发展。

试论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互融共生性特征——以鲁西南两村祭祀类民间信仰事象为个案

援引鲁西南两村民间信仰个案,对于制度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在中国乡村社会,同样作为民众的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和制度化宗教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互融、共生共存的特征,二者的区别也仅是就其形式而言的。这一认识对于乡土文化的重新构建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论民间教育评估机构权力的内涵、特点与范畴

这些年来,民间机构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开展评估工作是民间机构非常合适的工作。本文探讨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权力,指出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一种,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等产生社会影响力;其权力具有持续性、专业性、服务性、独立性、双重性、评估主体多元性等特性;对学校教育日常办学行为的监督、学校教育质量水平的评估、学校教育发展的策略与建议是其权力的主要范畴。

政府主导型高绩效民间智库的生成逻辑——以温州民间智库为例

政府主导智库建设过程是我国智库建设战略的现实选择。对温州高绩效民间智库五年建设历程的跟踪观察表明,作为国家智库建设战略对地方民间智库建设绩效有正面强化作用但直接影响强度较小;开放式公共政策传统、初步发展的公民社会、务实的体制机制构成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影响地方民间智库建设绩效的重要原因,但关键人行为模式才是政府主导型高绩效民间智库生成的关键变量。在政府主导的现实逻辑下,国家智库建设战略、地方政治文化、关键人行为模式既直接作用于民间智库建设过程,又相互作用而对智库建设绩效形成间接影响,三者形成合力是政府主导型高绩效民间智库生成的基本逻辑。

民族地区高校引领民族民间休闲体育开展新路径

通过分析民族高校的优势,对民族地区高校引领民族民间休闲体育的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具有人才的优势、场地设施的优势、学缘的优势、学科的优势和人文的优势.民族地区高校引领民族民间休闲体育的路径有: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广场民族健身操项目、民间吉庆体育项目、民间祭祀体育项目等,从而促进民族民间休闲体育的开展.

论曲艺之乡建设思路与发展途径——基于广西荔浦文场之乡建设案例的思考

曲艺之乡建设必须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魂核心价值取向,厘清申报与建设、保护与发展、传统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相互关系,确立正确的建设思路与发展方向。广西文场是曲坛的一颗明珠,荔浦文场之乡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措施,体现其建设思路与发展途径的特色与优势,形成制度保障、政府引导、群众支持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曲艺之乡建设的案例研究典型。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法律地位研究

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独特的金融创新机构,它来源于民间金融,产生于特殊背景之下,不论根据现有法律法规还是金融法理论,它都属于金融机构。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可将其定性为介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半正规金融机构。然而,此种半正规金融机构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金融形态,随着制度的变革,小额贷款公司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在决定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供给时,必须正视其产生背景、法律性质以及面临风险的特殊性,并在监管目标和具体措施的设定上作出必要的回应。

民间传统的复兴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民间传统在市场化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民间传统具有制度的属性与功能。过去的文献大都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意义上理解传统,不能有效地解释民间传统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民间传统的制度约束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1)民间传统在地方企业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2)民间传统的仪式与象征崇拜利于市场竞争精神的培养;(3)民间传统促进了地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