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民间宗祠保护与文化传承机制的探讨及实证

宗祠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呈现出最独特、鲜明的表征形式。鉴于宗祠建筑损毁及文化价值流失、传承意识淡薄、系统保护措施匮乏等“文化失忆”问题。选取黄河流域民间宗祠为研究对象,以探索民间宗祠文化的传承机制为研究主线,溯源民间宗祠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系。基于SPSS分析,采用田野调查法、因子分析法、比较归纳法等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相耦合,厘清黄河流域民间宗祠的现实困境及宗祠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总结出抢救式保护宗祠建筑本体、活态化转译宗祠文化基因、多维度赋能乡村建设的在地性保护传承模式,以期更好地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事业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蓬勃发展。

从民间神祠到国家宫观:宋元时期武当山五龙宫的崛起

武当山五龙宫本来是一处用于求雨的民间神祠,南宋时期随着真武信仰的广泛传播,武当山的紫虚鸾坛开始创制道书以建立真武与武当山的密切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五龙神祠也被安排进了与真武有关的神圣故事中,从而开始了它的崛起之路。元代以后,由于统治者对真武的信仰有增无减,五龙宫的道士主动将该宫设置成真武的专属道场。从此,该宫开始得到元皇室的青睐,并一跃变成为国祝祷的国家宫观。五龙宫的崛起,与真武信仰在宋代以后的传扬有着重要关系,也与武当山被塑造为真武信仰圣地的过程基本同步。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对民俗艺术形象与民间信仰变迁之关系的考察——以日本稻荷信仰中的“狐”为例

对于民俗艺术的考察不能仅仅从艺术的狭隘视野出发,而是要立基于更广阔的民俗文化视野,把关于艺术形象的研究与民俗文化的研究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民俗艺术的内涵、生成原因和发展动力。稻荷神社中的狐狸雕塑是一种富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民俗艺术,而这种艺术形象的产生和变化,与其说遵循的是艺术发展规律,不如说与民间信仰变迁的关联更为紧密,在原始宗教系、神道教系和佛教系三大教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中国民间“香火”文化初探

"香火"习俗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天地诸神的敬畏和崇拜,而民间"香火"主要源于中国深厚的家庭伦理和宗族传统。神位,是"香火"的核心内容。在旧时代,除了祖先和国君之外,人世间能够上香火让人供奉的人就是老师,可见老师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场所与纪念性——理解一座福建神祠

神祠类建筑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较少被讨论的一种建筑类型。文章选取了福建晋江石鼓庙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老神祠,基于田野调查与原始材料解读,使用聚落历史与建筑变迁交织的视角,从观念和社会经济的角度,建立对此建筑及其场所的丰厚叙述。依托对案例的深度分析,文章讨论了神祠建筑的特点,并对传统聚落语境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反思。

“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清初中国儒家天主教徒张星曜

“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历史事件。目前关于礼仪之争的研究正经历从西方中心论视角下关注西方修会、传教士与教廷间的争论转向对中国本土信教人士论述的研究重心转变。张星曜作为明清第三代儒家天主教徒,有文献资料表明他深度卷入了礼仪之争中。张星曜就礼仪之争问题发出了自己的“中国声音”:在解释“祭祀”含义时,他将“祈、报”定义为祭祀的本质,突出了祭祀礼仪在连接人与神之间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对历史人物建祠祭祀的人文价值,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批判了淫祠和生祠的泛滥;他强调了祭祖礼仪对维系社会、宗族稳定的文化价值,否认了木主、对祖先祭祀等宗教性;他对佛道教、民间杂祀礼仪进行了批判。张星曜的礼仪观是时代学术思潮的产物,一方面耶稣会对中国礼仪的人文性辩护策略主导了他的认识,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学术转向也影响了他的研究方法。张星曜的“礼仪观”体现着他本人“天教超儒”的天儒关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