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田水利工具改革研究(1950—196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河泛滥、灾害频繁,水利事业百废待兴。为此,党和政府及时制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国策。为助力农田水利修复与修筑,在1950—1960年,全国开展了水利工具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水利工具的改革经历了全面改良、创新与研发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大面积研制推广水车,南方在改良旧有水利工具的同时推广机械灌溉,“一五”计划期间继续发展,至“大跃进”时期水利工具改革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群众运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冬春季节兴修农田水利,改良、研发水利工具,使得水利工具有了较大进步。水利工具改革运动,有效地缓解了旱灾带来的影响,在保证农业丰收、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冒进的做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农具改革运动探析(1949-1980)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具改革运动,是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建设过程中长期持续的群众性技术实践。在合作化条件下,农具改革是农民劳动和生产过程中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整体布局中既定的阶段性措施。并且,在工业基础薄弱时期,依靠农具改革实现半机械化是迫不得已和难以避免的政策选择,符合国情农情。总体而言,虽在“大跃进”期间历经曲折,但支持农具改革群众运动,坚持机械化与半机械化建设协调推进,事实上构建了促进我国农机具技术多层次变化与革新的基本政策格局与实践模式。

中国天然气跨越式发展与大气田开发关键问题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天然气业务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储量持续高峰增长、产量快速上升、管网建设蓬勃发展、市场需求旺盛、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未来20年中国的天然气发展前景广阔,预计2030年国内天然气产量潜力为3 000×108～5 000×108 m3,消费量潜力约6 000×108 m3,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将达到15%左右。大气田是勘探开发的主体,也是大幅提高国内生产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和保障供气安全的关键。为此,从科学开发、效益开发和稳定供气3个方面综合考虑,针对中国大气田的稳产期、稳产方式和动态监测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论认为:①大气田必须有较长的稳产期,一般在10年以上;②对中高渗透整装大气田宜采用单井控压定产的方式保持长期稳产,而对低渗透复杂气藏应采用单井定压、井间接替的方式实现气田长期稳产;③对于大气田要加强动态监测,特别是对于超深高压高产气藏要投放永久式井下压力计连续监测压力动态;④对于大面积低渗透、低产气藏,需发展低成本气井产量监测技术,以便掌握每一口气井的流态,制订相应的调整挖潜措施;⑤对于边底水气藏,要部署10%～15%的监测井,重点监测水体的活动规律,尽可能设法减少地层水对气藏开发效果的影响。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

新民歌运动中虽然也产生了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看,其创作是糟粕远大于精华、劣品远多于精品,存在着五大流弊。这些流弊不仅影响着新民歌自身,而且对当代诗歌乃至整个当代文艺创作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观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吾身何属:大跃进时期京冀间劳动力争议及其处理

1950年代,北京市流入的外来劳动力以河北为最多。在大跃进时期用工普遍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河北省开始向北京市追索劳动力。在处理争议的过程中,这些工人的"社员"身份及其劳动力归属公社得到北京市的承认。此后,河北方面以"社员"所有者身份向北京方面索要劳动力。但面对北京市的"首都"身份,在中央要求下,仍得协商解决这些争议并作出让步。而双方争夺的社员自身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在集体化体制下社员不能掌握自身劳动力权属的事实。

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大跃进民歌再认识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它的评价,几十年间反差极大。今天重新认识,应避免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处理。从“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三方面切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新民歌的确是一场政治造诗运动,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同时,它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艺术表现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是不公允的。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曲折探索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进行了曲折的探索。这种曲折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采借革命斗争经验从事经济建设到力图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二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由主张"积极平衡"论到强调"综合平衡"论;三是对个人能否占有一定量生产资料的曲折探索;四是由默认"一平二调"、按需分配到主张遵循价值规律、按劳分配。

从“医院”到“产院”——大跃进时期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个案考察

丁玲的《在医院中》和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有着相同的情节架构,二者都可被解读为一个关于现代性的传播和接收的故事,但二者在大跃进时期不同的命运却透露出后革命阶段现代性与革命性的复杂纠葛。《静静的产院》里的荷妹形象说明过硬的阶级身份、无可辩驳的革命名义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是后革命语境中现代性话语得以传播的合法性前提。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 ,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 ,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 ,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 ,人物类型化 ,结构公式化 ,语言普泛化 ,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 。

论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产生的社会环境

浮夸风是大跃进时期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其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跃进前夕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因素,酝酿了浮夸风出现的可能性。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出现了偏差。这些偏差主要体现为:主观能动性被张扬为唯意志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被诠释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相对平衡论被理解为积极平衡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文艺大跃进研究述评

新民歌运动以及文艺大跃进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它是权威话语征用大众话语和民间资源颠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运动,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彻底消失和现代性追求的全面中断。虽然大跃进文艺受到"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严重的虚假性和荒诞性,但它却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料价值。要使文艺大跃进和1958年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则必须对文艺大跃进如何重构被知识分子冲破了的规范、1958年文学如何走向文革文艺、两者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大跃进文艺在文学史上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更详细的论证。

论大跃进民歌运动与“五四”民粹主义思潮的历史勾连

民粹主义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置疑的又是构成这种民粹主义的一大浪漫而神魔的重要内容。若从浅表的考察来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政治哲学动力、以几亿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全民诗歌大批量生产的运动,似乎只能称作一种狂躁浪漫的精神闹剧;但从深层的考察来看,它就完全不能说是闹剧了,准确地说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诗化哲学的魂灵。

“大跃进”时期《红旗》杂志对职工业余教育的宣传

"大跃进"时期,职工业余教育作为"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成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践形式之一。职工业余教育的兴办,是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体现。"大跃进"中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宣传了职工业余教育,也见证了职工业余教育的勃兴与消退历程。

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遵循坚持以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中心、坚持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等原则。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民主平等、纯洁公平、自足富强、活力完美,并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上的具体目标。为了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毛泽东采取了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发展;改革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加快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等举措。

从“大跃进”新民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反观汉赋的文化影响

从汉大赋和"大跃进"新民歌产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执政者的倡导所产生的导向性作用切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互动性影响的某些规律。即,当全社会对文学变革的要求和期待与执政者的倡导达到高度一致的时候,就呈现出社会政治对文学特殊形态的促进作用。但文学不是社会政治传声筒的本质规律,又决定了这种特殊文学形态或在变革中创新形态,或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命运。从"大跃进"新民歌的深刻历史渊源,折射出汉赋文化的当代影响。

大跃进民歌中的太阳崇拜——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

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中充满了大量的太阳崇拜意象。毛泽东作为太阳神的人格化表征,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太阳崇拜一方面是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变异;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真诚热爱,另一方面又夹杂了个人的崇拜情结。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勘探与现实考问,无疑有助于民族文化心理人格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