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俗字变异解析

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是朝鲜王朝后期流行于民间的一批私人手抄汉语会话类教科书。这批反映中朝边境贸易往来的抄本文献保留了大量的汉文俗字,不仅真实记录了朝鲜民间的书写习惯,也是研究朝鲜半岛汉字的丰富宝库。本文以传统“六书”与汉字构形学为理论指导,考察抄本俗字与正体字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三个层级的变异类型,其简省与增繁、同化与异化、改换与易位等用字现象,充分反映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承和变异特征。笔画和构件的简化是抄本俗字变异中最基础、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构件形体的类推性,是维持会话书抄本文字系统的有效手段;新造六书俗字、记号俗字和新增音义俗字等体现了朝鲜编写者在继承汉字系统的前提下,对构形单位进行了部分改变和局部创新。

中国朝鲜族民俗的文化特点之宏观考察

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既继承和发扬了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保持了民族生活方式中的优良传统和民族风格,又在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汲取周边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以适应具有中国多民族特色的新型生活方式,从而建构了既与朝鲜半岛生活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又和我国其他兄弟民族生活文化有区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生活文化,其总体特征与中国特色大致体现为朴素性与原文化性、地域性差异、复合性与兼容性等。

试论“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

1592年,日本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出于对朝鲜"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明神宗决定援朝抗倭。但在抗倭问题的配合上,朝鲜与明朝一直存在分歧,朝鲜反对明朝对日本"封贡"即是分歧之一。国家利益是影响明朝和朝鲜"封贡"问题交涉的根本要素,但文化因素在古代东方国家关系中亦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六度集经》与中韩民间故事和小说

佛经故事所携带的大量文学因子对中国和韩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六度集经》作为一部汉译佛经,包含大量的佛本生故事,因其故事性强,颇受小说史者的关注。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古代同属汉字文化圈,佛经通过中国传入韩国。通过"鲤鱼报恩"型故事、"不要救黑发之兽"型故事、"老鼠求婿"型故事、"善用小钱成巨富"型故事、《兔子传》等中韩古代民间故事和小说,同《六度集经》中的佛经故事比较,旨在探寻中韩古代民间故事与小说的佛经渊源,以及佛经故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异,进而阐明佛教文化在东亚文学坐标中的重要位置。

关于中、韩货币兑换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韩经贸合作全面展开,民贸发展迅速。民间贸易大量使用现钞结算,而我国尚未开通人民币与韩币兑换业务。适时开办中韩货币兑换业务是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本文对中韩货币兑换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韩经贸现状与趋势展望

重韩两国建交近14年来，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双边经贸关系及各项合作稳步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两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关系日益加强。中韩两国在电信、汽车、IT、金融、劳务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资金、技术、环境和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迅速开展起来。中韩为两国的经贸合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签订了有关的协议。今后中韩经贸合作关系一定会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入世后，中韩经济关系由过去的互补变为在更多领域的竞争，这就需要两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政策，避免过分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谋求两国经济关系朝着更广阔领域的合作方向发展。

朝鲜族民谣的文化性格与教育功能概述

民谣以其简洁精练、合辙押韵、幽默风趣等特点在各民族中不绝如缕。不同民族的民谣反映出丰富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描述朝鲜族民谣的分类、特点及传承途径来探析民谣在朝鲜族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文化性格与教育功能。

“抵制华货”与抵制日货的差异及警示

从"抵制华货"的原因、主体、范围、手段、目的和实质等方面看,它与抵制日货重新爆发明显不同,这给企业经营者、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者、支持和反对抵制日货的国人以及全球化语境下主张经济国际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带来许多警示。

近代东亚跨国资本的成长与局限——以在韩华侨企业同顺泰为例

同顺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韩华侨的代表性企业。起初,该公司通过东亚贸易路线进入朝鲜市场,积累了原始资本。1882年以后,该公司随陈树棠和袁世凯赴任朝鲜而得到政治上的庇护,10年后因获得参加各种官方工程的机会而增长迅速。清日战争后,该公司虽然政治背景消失,但仍以经营多元化和房地产投资而持续发展20余年。在韩华侨资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成长是因为东亚地区人流物流迅速增长,此现象有时引发了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但是,随着192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韩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同顺泰渐渐开始走下坡路,在韩华侨资本势力未能在朝鲜站稳脚根。

中国与日韩贸易互补性分析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对华贸易也迅速增长。相关的指数分析和模型测算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与日韩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潜力仍然很大,中国与日韩贸易还需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洋走私案交涉研究(1882~1894)——兼论晚清政府在朝鲜领事裁判权的虚实

清光绪八年至二十年间,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较多。这既与朝鲜商民招引甚至诓骗有关,也与当时朝鲜开港后地方行政不规范分不开,甚至与日本对朝鲜经济扩张相关。为了抵制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扩张,晚清政府和朝鲜官方对于华商走私行为采取了暧昧态度。因此,在这一时期朝鲜西海域华商走私贸易案的审判中,晚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只是有形无实,并不存在晚清政府利用领事裁判权单方面偏袒华商的现象。

晚清条约体制下的盐务交涉与中韩贸易

辽东是盐的重要产地,韩国则是辽东盐的主要倾销地。二者基于盐业形成了复杂的条约体制,这其中既有透过条约规章所进行的中日交涉,还有条约引起的韩国山东帮与刘鹗的盐运会社的恶性竞争。基于此,清朝官员和旅韩华商均诉诸条约禁运与保护,外交压力最终促使袁世凯逮捕刘鹗,取消盐运会社,中韩盐业贸易重归正轨。

延边产朝药材肾炎草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目的建立朝药材肾炎草的HPLC-UV指纹图谱。方法采用SunFire^(TM) C_(18)(4.6 mm×250 mm, 5μm)色谱柱;以乙腈(B)-0.4%冰醋酸溶液(A)梯度洗脱,检测波长253 nm,柱温40℃,进样量10μL,流速1.0 mL·min^(-1),采用对照品指认进行成分分析。结果建立了朝药材肾炎草的HPLC-UV特征指纹图谱共有模式,标定了21个共有峰,指认了其中3个黄酮碳苷成分。10批次药材的相似度结果均大于0.95,相似程度高。结论该方法简便,精密度、重复性和稳定性很好,特征性和专属性强,可为肾炎草药材整体质量控制提供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