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谐音祈愿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变化与应用研究

以谐音祈愿吉祥图案为例,通过分析谐音祈愿民俗下传统的吉祥图案到现代设计演变的变化内容和影响因素,探索当下谐音祈愿传统民俗在现代设计应用中的发展方向。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等多种研究手段,探究谐音祈愿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创作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设计实践。社会发展和现代文化影响了传统谐音祈愿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对其变化的研究和设计实践,丰富谐音祈愿吉祥图案新的内涵与价值,为传统谐音民俗与吉祥图案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农村人情新民俗的制度实践、制度绩效与制度边界——以江西石城移风易俗为例

江西石城“请客不收礼”新民俗的移风易俗实践,促进了农村人情新民俗的诞生与扩散,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新民俗具有强大韧性和高度弹性的制度特性,具有差序执行赋予制度适应性以及非正式制度带来非正式约束的制度优势;新民俗具有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绩效,并通过衔接精准脱贫效力和扩大农村内需市场的礼金治理方式,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新民俗的扩散路径是基于人情往来地域多元化的现实基础,新民俗具有差序人情底层逻辑的总体特征和地方性仪式性人情的模式分类;基于新民俗创新扩散的时空性特征,需要因势利导的适时切入与因地制宜的本地化改造。

非遗泥咕咕的设计美学思想探究

根植于中华文化肥沃土壤的泥咕咕,是河南独具特色的黑底泥塑,从市井生活中汲取灵感,形象生动。它是古老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相结合的产物,在浚县得以诞生和发展,紧密融入中原地区人民日常劳动和农耕社会的民俗风情及市井百态之中。本文将从泥咕咕的造型、色彩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探讨其设计美学思想,旨在更清晰地呈现当地独特而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

黔地明遗——贵州安顺屯堡地戏服饰形象研究

贵州安顺屯堡地戏是一种传统的古老戏剧,演出方式是在平地上进行跳唱,故名“地戏”。它是一种表演历史故事或者歌颂英雄人物的民间表演活动,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至今仍流行于贵州安顺民间。文章依托历史文献以及相关文章针对安顺屯堡地戏做了文章的田野调查,对地戏的文化历史发展、地戏民俗特征及地戏服饰文化艺术特征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创新性地对地戏传承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民俗的多维传播模式——基于鄂西南土家族民俗的田野考察

民俗文化本质上是人类传播实践的产物,少数民族民俗既是先民在历史时空的生产生活中自然生成的,也是今人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中主动建构的。随着人类全面进入深度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民俗也被嵌入“媒介化生存”的当代语境之中,因此,民俗与媒介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理应构成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重要论域。鄂西南的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实践显示,在大众媒介、社交媒介、空间媒介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媒介生态中,土家族民俗文化形成了由“殿堂模式”“广场模式”和“村寨模式”所建构的多维传播格局,从而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提供了一条媒介生态互嵌、社会场域互动、文化功能互补的现代传播路径。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福州七夕分豆结缘习俗的源起及流变

福州一带过七夕,在传统节俗之外,还有分豆结缘。所分之豆为蚕豆,这是福州的地域民俗。最初的分豆结缘应是从佛教舍豆结缘迁移而来。至清乾隆时期,民间感念知府李拔在此地造福惠泽一方,拈蚕豆纪念他在此地大倡蚕桑之功。福州七夕分豆结缘习俗融合了结缘、纪念等多重内涵,又有民众趋吉的心理沉淀其中。清乾隆以后,七夕分蚕豆结缘习俗便在福州一带流行开来,甚至只兴结缘而不闻乞巧。民国年间,结缘与乞巧在福州七夕中融合起来。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豆结缘之风渐趋式微。进入21世纪,分豆结缘旧俗焕发新生。出于对和谐的追求,福州“邻里节”应运而生,它直接脱胎于传统的“结缘节”。

闽南饮食民俗吉祥文化内涵思维模式及社会功能

闽南饮食民俗作为闽南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结合例子,从食物的形状、色彩、属性、数字、名称以及民俗仪式等层面分析闽南饮食民俗吉祥文化内涵生成的思维模式,继而对闽南饮食民俗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

《敬业堂诗集》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事象

汉唐以来,边地文人多活跃于玉门关外的西北,而少踏入西南。及至清代,广阔的西南大地依然是一个特异的地理文化空间,有无数新奇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态等待人们去发现、去书写。康熙十八年(1679)夏,“三藩之乱”尚未平息,浙西诗人查慎行于而立之年,入贵州巡抚杨雍建戎幕,至二十一年(1682)五月方才辞幕归乡。其间,他以鲜明自觉的“问俗”意识为指引,以仁民爱物之心为基点,结合特定的时代和时势,对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与生产、服饰与饮食、节日与婚庆等民俗事象作了全面细致的观照。以此为基础书写的篇章,不仅在诗歌领域开疆拓土、标新立异,同时也为世人呈现了一幅幅广阔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画卷,具有无法漠视的文学意义及文化价值。

地方院校本土课程“农俗文化”的内容建设与现代价值研究——以普洱地区为例

经过岁月沉淀后形成的农俗文化是珍贵的物质文化资源,已成为云南本地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云南普洱地区主要围绕茶山、林地、水稻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最终由茶俗文化、养生文化和稻作文化等共同组成了具有多民族特色的边地文化。基于普洱地区多民族农业习俗的“农俗文化”用二十四节气串联茶俗、养生习俗、稻作习俗、建造筑物习俗、吉祥文化和特色民俗活动6个部分,该课程内容具有民族性、功能性、工艺性和文化性。学生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继续继承、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农俗文化,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韶关童谣的地方文化意蕴

童谣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兴起于民间,流传于四野,在儿童的口中广为传诵。韶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地方童谣:劳动童谣、仪式童谣、时政童谣、生活童谣、历史传说童谣等,从中能反映出该地的风土面貌、人文精神。该研究通过选择与品鉴几首具有地方风格的童谣,窥探其价值,明晰韶关地区社会特色,有助于探讨地方文化对儿童进行精神教化的功能、价值、路径与成效。同时伴随着时移俗易,童谣丰富的文化价值、社会功能、历史意义,仍然能给民族、民系的发展、演变,以及未来研究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提供丰富的佐证。

火把节的起源——瘴气说

火把节是滇西南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一直以来围绕着火把节起源的争论众说纷纭。该文从原生态火把节及半原始形态火把节的彝族火把节和白族火把节两条线路出发,从火把节的仪式、举办的活动等多方面抽丝剥茧,发现火把节从最初的祈求上苍收回邪崇对人畜的惩罚,“饶恕”男性,保证人口繁衍,逐渐上升到火灭虫害的实用性上。因此,火把节是滇西南各少数民族先民抗击瘴气疫毒的重要举措之一,其演变史也可堪称早期滇西南各族民众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典范,是少数民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龙舟满江图》看地方民俗文化承载与民众精神追求

龙舟竞渡是一种极富地方民间特色的竞技活动,也是祭祀仪式中一种常用的载体,常见于地方民间宗教类祭祀仪式的图像中。《龙舟满江图》描绘了清末民初江西泰和地区民间龙舟祭祀竞渡的场面,是一幅充满道教色彩的水陆画。该图通过以民众送神到洛阳桥系列仪式的图像叙事,反映了江西泰和及其周边地区民间信仰的现实需求,其隐性的历史背景、民风民俗与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当地日常民俗事象的世俗化呈现。该图像同时突显出民众祈愿神灵护佑、添丁进粮、耕谋顺遂、老幼升平、禳灾集福等精神追求。

东北民俗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本文旨在深入探索东北民俗文化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领域中的融合与创新应用。通过对东北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包括生活习俗、传统技艺、民间故事及其他文化符号的分析,研究民俗文化如何有效地转化为视觉传达设计的创新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应用分析,探讨具体设计案例,挖掘东北民俗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相互融合及实践应用。

从“三苏”家风的内涵研究好家风对社会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时的讲话深刻有力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一体并建的结构提了出来。其中包含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四者不能割裂,是一个历经千年而不被断裂的整体结构。从古代开始,中国的家庭、宗族构成了国家统治最为基础的力量,对于家庭教育、宗族风气的建设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士人和统治者所重视,最终与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三苏”家风家教中“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精髓,正是强调了个人修养的提升、家庭团结和睦的维护、爱国利民初心的坚守,即使在当代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成长成才、爱国为民、清正廉洁、约束家人等方面营造良好的家风,建好最小国,利好千万家。

乡村传统民俗文化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乡村社火为例

社火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承载着农耕文化的智慧和情感,反映乡村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追求。在靖远乡村,社火经过漫长的演变和发展,从最初的庆祝丰收的仪式,到后来融入了宗教信仰、民间传说等元素,逐渐成为靖远乡村居民精神追求的一部分。靖远乡村社火在文化、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既传承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促进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又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客家“拜契母”习俗与信仰

客家“拜契母”习俗本质上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转移命相的育儿民俗经验和信仰,是护佑孩子健康成长的一道心理防线。其形成源于客家人聚居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崇鬼尚巫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客家人养儿育女过程积极防范和化解风险与威胁的生存哲学与策略,以及客家人以鬼神信仰为中心的世界观,饱含了天下父母期盼儿女健康成长的真挚情感和美好心愿,具有普遍的民俗学意义。